雨果的这种革命观点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像一个生活在理性年代的感情的信徒。“在对革命的态度上，雨果的态度十分明朗，他站在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这场震撼欧洲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他用热情、赞扬的笔调描写了革命给巴黎带来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大街上几乎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共和国万岁”的标语;整个巴黎都“充满了一种民族解放的愉快”。在书中，雨果清楚地写道：“为了清除******的‘瘟疫’，必须有革命的风暴。”

雨果正是借助戈万这个革命者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革命暴力的理解。他认为革命需要暴力——“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它”，但同时又指出暴力并非是万能的——这次革命“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为革命不仅仅是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这，就需要人道的力量。雨果肯定戈万，却没有宣扬无原则的“仁爱”，戈万之所以改变对朗特纳克的态度，是因为这位叛军将领救下了三个小孩。在戈万看来，朗特纳克“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革命如果“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雨果认为善就在恶的旁边，它们相伴而生，任何人只要回到人道的天国，就都属于可爱之列。借着戈万之口，雨果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革命必须使用暴力，但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还有许多工作”，当然，其中就包括人道主义。

依据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法国人雨果，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所以他以无比的热情赞美和歌颂着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之中，他之所以仍保持着乐观，是因为他始终相信“人的理性可以作为人类最终的依托”，“人类的独特天赋正在于其理性，理性是人类的光荣和骄傲”。他将这份对革命的执着和对至善的追求，赋予了戈万这个人物。于是，戈万这个徘徊者，一方面他参与着不择手段为权利而攫取权利的革命，另一方面他仍追求着至善的人性理想，依靠着“天赋的智慧和德性”在血腥的疯狂中，保持有人道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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