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上面这两点，老子的入世哲学内涵和方法论就与儒家的入世哲学的大不相同。儒家提倡以“仁”“德”来规范个人言语行为，从而使社会保持和睦状态;老子则呼吁返璞归真，摒弃刻意的“有为”。老子曾经根据“无为”思想提出很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四十三章》) 产生、发生的一切，不侵为己有;有所为而不为已，所以不恃之以为资产;身居高位却不以主宰自居而专制横行。这些思想表现就是玄德。有权力的人总有以权力征

服他人的冲动，爱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任意支使在下面的人，而无为则意味着对权力的节制和对占有欲与支配欲的消解。这是老子入世哲学的主要方向。

(二)庄子

庄子反对出世与入世，却爱游世。游，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也，介乎“避”与“入”之间。

那些抛弃社会与自身的责任义务而隐逸山林、完全不问世事的避世者(出世者)，最为庄子所不齿，因为他们借“净心”之名，抛弃了基本人伦，把作为人最起码的责任与义务都推卸得干干净净，事实上是一种极度自私的行为;另外，这样过于刻意，甚至更有人将其作为一种沽名钓誉的工具，后讽之“终南捷径”，实属虚伪。

至于那些把自己卷入国家政治生活而居于庙堂的入世者，老子也表示反对，甚至还带有同情。庄子具有浓重的“贵生”思想，把它推向了极致，认为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任何以生命为代价追求身外之物(名利、道德、知识、情感等)的行为无疑都是舍本逐末。由于庄子生逢乱世，个人的生命在艰险危恶的世道中犹如蚁蝼般脆弱，庄子极其关心养生与处事，以能在乱世中保全，因此儒家的积极入世在老子看来是一种无效的、损害生命的愚蠢行为，因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不仅对精神甚至对肉体都是一种深度的摧残。

于是，庄子选择了“游世”，就是“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外化而内不化”(《知北游》)。一方面通过外在的“顺人”，作出行为上一定程度的妥协，来保证其现实意义上的“在世性”，从而避免了避世之人对其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放弃;另一方面又通过内心的“不失己”，保持自我，来保证其精神意义上的“远世性”，从而避免了入世之人极有可能遭受到的精神疾患。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高明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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