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法律规则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包括规则的界定(事前)与实施(事后)两部分内容。前者是指对金融消费者权利内容归属的事前说明,后者是指当围绕权利边界产生纠纷时,所进行的事后处置与司法救济。两者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作用同样重要。首先,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对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进行维护,仅仅是纸面上的法律,不能被视为切实有效的制度。Pistor(2以x〕)[‘,]专门考察了转轨国家法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首次区分了书面的法律(law。nthebooks)与法律制度的有效性(effeetivenessoflegalinstitutions)。判断一项规则是否成为制度,关键是其可实施性,即制度必须是可实施的(enforced),或可执行的。青木昌彦阐述到,“制度可能表现为明确的、条文化的以及(或者)符号的形式,如成文法、协议或系统界定社会不同角色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等。不过,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只有当参与者相信它时才能成为制度。”[’4〕pl4他并且举例说,政府根据某项法令禁止进口某些物品,但如果人们相信,贿赂海关关员可以绕开此项法令,而且这是普遍现象,那么,与其把这项法令视为制度,还不如把这种贿赂现象视为制度更为合适。司法部门的积极的事后处置有利于发挥金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利的激励,减少其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的被动性,降低处置成本。因此,在立法界定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同时,应逐步建立降低金融消费者诉讼成本的诉讼机制,如集团诉讼制度、内幕交易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等,强化对金融消费者利益被侵害后诉诸于法律时的司法救济。其次,正如金融产品的供给者与金融消费者不可能签定完备的状态依存合同,法律制度也不可能在事前就预见到所有的不确定性并将其消除。卡塔琳娜?皮斯托与许成钢(2002)〔”〕提出了“不完备法律理论”(Ineompletelawtheo钾),认为法律是内在不完备的①。他们提出:应对法律不完备的办法,是将部分立法权与执法权分配给监管者。法律的不完备性也使得事后司法机构灵活地处置极为重要。随着实践的开展,金融市场上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内容是变化的,围绕金融消费者的侵权形式、内容也是动态的,而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制度的规则条款则不可能涵盖所有内容,这就使得司法部门的事后灵活处置成为决定与影响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实施效率的重要内容。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是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手段。同时,在操作中,可以采用异地审理等方式,降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应强化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从而有效降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实施成本

对金融消费者的有效保护是令不同保护方式之间的组合成本最低,强化对金融产品供给时的信息披露要求是降低金融消费者保护成本的重要手段。金融产品的虚拟性使得其消费者的利益与信息密切相关,而信息不对称是金融体系中阻碍金融消费者权利行使、从而阻碍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因素,因而有利于金融消费者保护、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安排应该是“信息供给成本最低的人应该搜集与供给信息,并为信息的遗漏与误导负责”。(LaPorta,Rafael,FloreneioLopez一de-Silanes,andAndreiShleifer,2006)[‘6〕。La几rta等人的考察认为,法律之所以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是因为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的规则通过其私人实施(p行vateenforeement),即通过强化信息披露降低私人缔约与诉讼的成本,而不是因为公共监管实施(publicenforcement),因为公共监管实施的不足在于:实施过程中,信息传递链条长,存在时滞,实施成本高;而且公共监管实施容易使监管力度、时机受制于来自利益集团的游说,从而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水平的波动性。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私人实施的优势在于:信息的传递时滞短、链条少从而实施成本更低。因此,政府在通过公共监管积极介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同时,应通过制定规则降低金融消费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成本,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自我实施,改善保护的实施效果。强化信息披露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私人实施的重要形式。金融产品的供给者是否具有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机会主义利益的激励,取决于机会主义被发现的概率、以及被发现后的惩罚力度。而由于金融产品设计的高度专业性,提高发现金融产品供给者提供不真实信息的概率,需要大量投人,成本高昂,因而有效率的信息披露强化,应该是通过加大对所发现的不真实信息披露当事人的惩罚力度,从而影响金融产品供给者的行为预期。

五、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效果的金融市场建设

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法律制度本身的设计原则,也依赖于作为法律制度作用对象的金融市场的环境建设。

(一)金融产品的多元化、金融市场的自由进入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重要前提

金融消费者享有按照自己的风险一收益偏好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利。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最终表现为尊重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一收益偏好自由决定资源配置方向、选择投资对象的权利。因此,对金融消费者的权利进行保护的一个体现,就是减少对金融市场进人的主体管制,并供给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填补各种金融工具的风险一收益组合的空白,从而使金融消费者有充分的资源投资方向的选择权。这样做的意义在于:首先,通过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可以使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覆盖更广泛的金融交易行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应该是细分的,如果金融产品的供给不能满足金融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存在的空缺就会由地下金融产品来填补,从而使得部分金融活动游离于监管之外,这不但有碍于金融调控政策的发挥,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因此,通过增加金融产品的供给,丰富金融产品的种类,有助于满足不同的金融消费者对多元化金融资产的选择需求,从而抑制地下金融活动,使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受到正式规则的保护。其次,一个有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应该是激励金融产品的供给者自发地施行金融消费者保护,从而减少对正式规则的诉求。而其是否具有这一激励,取决于其是否需要竞争以吸引金融消费者,而这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的、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供给者才会产生。如果阻断金融市场的自由进人,使得金融产品的某一类供给者居于垄断地位,则其自然没有自发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激励。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效果的实现应法律监管与行业自律并行

对金融消费者的第三方保护是,除国家通过法律规则实施外,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各种社会组织所制定的章程等实现。BrianR.Cheffins(2001)分析了英国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不足的情况下,金融中介,包括商人银行(merchantbanks)、证券经纪人(stoekbroking)、投资信托(in-vestmenttrust),与证券交易所出于声誉考虑通过自律(seU一regulation)实现的投资者保护。因此,适当收缩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力辐射空间,有助于发挥交易所、各种金融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发挥其自主性、首创性和灵活性来弥补正式法律规则的不足,通过市场交易主体彼此的监督约束机制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自律与他律的结合。

(三)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与甄别,减少金融产品供给与需求的错配

如果说强化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是从供给方面减少信息不对称,那么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则是从需求方面降低信息不对称。信息披露的完全性、精确性并非一定会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由于金融产品设计的日趋复杂,金融消费者“理性地无知”也会造成需求与供给的错配(mismatehed),因而通过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普及金融产品知识,提高金融消费者整体的认知水平,将有助于增强金融消费者对所披露信息的理解能力,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此外,应完善金融消费者适当性制度,通过对金融消费者的甄别,实现金融产品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合理匹配。2008年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证券监管协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零售领域的客户适当性》报告中指出:所谓“适当性”(suitability)是指:“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与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承受水平、财务需求、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契合程度”。完善的金融消费者适当性制度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四)准许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协会,降低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的成本

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作为公共产品,其供给需要耗费成本,因此其得以有效实施的一个体现是:通过所制定的规则来影响行为主体的预期,形成正确的激励,从而减少对作为正式规则的金融消费者法律的实施诉求。由于利益边界的调整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提升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谈判群体的谈判能力,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具备相对均等的力量,由此其利益冲突也可以通过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谈判自行解决,从而减少诉诸于正式规则的耗费。例如,金融消费者保护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建立,有利于降低金融消费者集体行动的成本,增强其议价能力,从而降低金融消费者的自我性保护成本,促进自主性保护水平的提升。对于金融消费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各种制度创新,如信托表决制度等,政府主管部门应予以肯定并及时对其进行规范,使其成为正式的制度安排,从而不断维护市场参与主体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降低市场微观主体的自我保护成本,保持制度建设的自我更新能力。综上,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是我国金融市场规模日趋扩大、金融产品的品种日趋丰富的现实背景下,促进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需求。一个在设计上具有生产性激励的、符合成本一收益比较原则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会通过界定金融消费者的权利边界,来影响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树立金融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从而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减少资源错配,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上就是关于金融消费者法律规章的性质及原则的内容，希望给予大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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