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本草方书的影响表现在吸收外来药物因地制宜地配制良方。《名医别录》首载沉香、薰陆香(乳香)、鸡舌香、藿香、詹糖香、枫香、苏合(香)、紫真檀木等，表明其著作年代不会早于东汉末年，梁陶弘景认为这些香很少入药，主要是供合好香用，而合香又主要是供进香者用。《唐本草》首载的安息香、龙脑香、苏方木、胡椒等至少在晋代佛阁澄时已引进， 只是未见本草收录而已；新增的河梨勒、毗梨勒和庵摩勒，佛医奉为“三果”，见于经典，在两汉时已流传于西域，已故当代名医凌一揆曾指导药厂开发三勒浆口服液，主要原料就是 “三果”。《图经本草》转述张仲景面煨河子治气痢，可能属实。《传信方》记载刘禹锡之子患赤白痢久治不愈，服河子汤甚效，而河子甘草汤正是广州法性寺的常用方。至今藏药中三果仍为极常用药物。李时珍《本草纲目》引据书目中就有《金刚经》、《金光明经》、《圆觉经》、《法华经》等，并记述20余种外来药物的梵名，从而推测李时珍还查阅过《翻梵语》之类工具书，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的来源之一是释氏书和《五台山志》等佛教地志类文献，峨嵋山僧采普贤线以为上药，福州开元寺造优质建曲、灵隐寺僧治外痔的事迹赖以保存。特别是据《五台山志》发现寺僧采旱金莲作茶待客，现已开发成治上呼吸道感染的金莲花片。康熙大帝亲自从五台山移栽金莲花于避暑山庄，有诗句“曾观贝叶志金莲”，透露此帝信佛，且竭力寻找佛经中中土不产之圣花的代用品。世宗更谓：“虚空独有金莲号，图谱考莫从我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前代确实将此种植物与佛教联系起来。此例可证佛教在传播过播过程中与当时当地实际相结合促进了新草药的开发利用。

4 佛教医药的前途

原始佛教医药本是“四体液”和“三体液”论的混合体，同时又继承了婆罗门和沙门的医学思想在其传播过程中还不断吸收各民族医药而扩一充并丰富起来，但在遇到中医药体系后，却不能；将其同化，反而被中医药体系所异化，即使是隋唐鼎盛时期，亦未能动摇阴阳五行和脏腑理论，这种历史过程说明三体液与阴阳、“四大”与“五行”。千年碰撞仍难以融合，但不等于说中国无佛教医药可言。所谓佛教医药，当是指僧尼自救或救人所用的一种科学手段，药物的或非药物的疗法都包括在内，采用什么种类的医疗思想，产于何地的药物并不是划分佛教医药和非佛教医药的界限。其地位不亚于民族药，而且是跨民族的，是传统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原因就在于僧尼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所处的人文自然环境亦有特异，循此思路前进，我们将从《大藏经》和相关文献。以及残存于现代的医疗经验中，发掘出有效新方药，为大众健康服务。

药王崇拜思想的传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佛经中药(医)王Vaidyaraja就是佛的化身，有时直呼药王(师)如来或药王菩萨，都是崇拜的偶像，在拉萨和陕西耀县都命名了类似的药王山。药王庙几遍全国，本世纪上半叶的北京就有9座之多。古印度名医香婆Jivaka与佛同时代，倍受孙思邈的尊崇，称为“大医”。后世印度僧人常以耆婆为姓，高僧鸠摩罗什之母为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国王之妹，亦取名耆婆，故有鸠摩耆婆之号，甚至山水鸟鱼均以耆婆命名。宋代以后开始尊奉神农、扁鹊、韦慈藏等为中华药王，并形成庙会交易药材的盛况。

以当代医药学问最大者为药王的风俗更贴近生活，这是因为难治不治之症永无止境，长寿的企望永无止境，名医效应将伴随任何一种社会形态至永远。

药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新途径：坐禅饮茶、佛香醒神疗疾(近代花香治病为自然疗法者极力倡导)，以及具有特殊疗效方药的挖掘，都是与佛教宗旨一致的行为，而且大有可为。

试论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就为朋友们整理到此，希望可以帮到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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