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的庙官甚至发展到了抢的地步，他们在上场诗中就自我揭露: “官清司吏瘦，神灵庙主肥，有人来烧纸，则抢大公鸡。”这还不算很严重的，为了财物，乔仙还做起了贼，他在独白中说: “等的天色将次晚，躲在人家灶火边，若是无人撞入去，偷了东西一道烟，盗了这家十匹布，拿了那家五斤棉。”他还干起了强盗的勾当来: “家住在深山里头，好吃的是牛肉羊肉，闲来时打家截盗，剜墙窟，盗马偷牛，枪杆子，大闷棍，鹅卵石，这的是俺出家人苦修争斗。”

一些僧道中人，他们遁入空门却很贪财，这不是虚假的，而是元代现实社会的缩影，在一些史籍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资料作证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僧人杨琏真加和沈明仁。杨琏真加盗宋陵，“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沈明仁则“擅度僧四千八百余人，获钞四万余锭”，还“强夺民田二万顷，逛诱愚俗十万人，私赂近侍，妄受名爵”，等等，可见，一些僧人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获取的财物不计其数。

第二，吃酒吃肉———不守清规戒律之徒。在元杂剧寺庙场景的描写中写到了一些僧道中人却吃酒吃肉，不守清规戒律，这是由历史原因的，因为元代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羊肉和马奶子酒是其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奶子酒和羊肉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且历代帝王也嗜饮成癖，元世祖曾因饮马奶子酒“得足疾”，成宗、武宗也对酒十分的痴迷，阿沙不花曾劝武宗节饮，“帝大悦曰: ‘非卿孰为联言，继自今毋爱于言，联不忘也二因命进酒。阿沙不花顿首谢曰: ‘臣方欲陛下节饮而反劝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诏’”，足见对酒的嗜好。在历代皇帝对诸王的赏赐中酒和肉占了很大的比例。“羊中等月支一十三口，三个月该羊三十九口，每口价钱中统钞一定，计钞三十九定。酒月支一百五十瓶，三个月该酒四百五十瓶，每瓶价钱中统钞九两，计钞八十一定”，“一总计扫里三处给钞一十一定令八两三钱; 二等羊三口，每口七十两，计四定一十口，酒三十瓶，每瓶九两，计五定二十口”。皇帝对酒和羊肉的花费，可见酒和肉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酒和肉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离不开。

在这个尚饮和食肉的国度，元代僧人得到诸多的赏赐之后，便思考如何来消费，苦行僧的那种生活不能满足他们，于是他们开始饮酒、食肉。因此，在元杂剧作品中，出现了僧道之人饮酒食肉现象。如作品《相国寺公孙合汗衫》中的相国寺住持上场便说: “近寺人家不重僧，远来和尚好念经。莫道出家便受斋，那个猫儿不吃腥?”《昊天塔孟良盗骨》中那个肩负看骨任务的和尚上场更是说: “我做和尚无尘垢，一生不曾念经咒，听的看经便头疼，常在山下吃狗肉。”和尚道士犯戒吃腥，本已可笑，但更可笑的是他们还为自己的行径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分析元杂剧寺庙场景中塑造的僧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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