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台、省级台和各地方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瑕瑜互见，从总体上说，收视率比较高的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应用等方面，尤其是在典型形象的塑造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如《亮剑》、《潜伏》、《冷箭》、《闯关东2》、《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兄弟叫顺溜》、《大宋提刑官》、《黎明之前》等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既表现出了鲜明的独特个性，又较为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类人的本质，是对典型理论的较为成功的实践。

电视剧《潜伏》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原因在于它的典型化创造。余则成、翠平等剧中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能揭示战争时期潜入敌人内部的孤胆英雄的本质和逻辑，具有较强的真实感和感染力，获得了观者及评论家的好评。而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闯关东2》创下收视率新高的秘诀在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造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我的兄弟叫顺溜》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在千万抗日英雄中选择了一个平民出身的普通战士作为典型，讲述了抗日战争过程中这个愣头愣脑的小兵“顺溜”在真正的战争中，凭借着自己过人的射击技巧，为部队赢得了多次宝贵的胜利，同时他自己也在炮火的洗礼下逐渐成长的故事。该剧成功地塑造了顺溜这个个性鲜明、真实感人的典型人物，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同。电视连续剧《黎明之前》也获得了较好的收视率，其原因也是它一反过去谍战片的类型化创作。它描写了1948年秋的上海，“水手”段海平领导的中共地下党为了获取******的潜伏计划，在卧底多年的中共党员刘新杰的暗中帮助下，与谭忠恕为首的******第八情报局特务斗智斗勇，展开了生死较量。地下党组织接连被破坏，水手的部下被捕和牺牲，刘新杰被怀疑，奉命指挥一次次的抓捕行动，也处于危险境地。最终段海平设反间计，用自己的被捕和大量细节使谭忠恕上当，以生命的代价破坏了敌人的“木马行动”，而刘新杰则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迎接黎明的到来。这个作品没有把刘新杰塑造为料事如神，事事成功，无所不能的卧底英雄，没有把谭忠恕刻画为无恶不作、毫无血性的恶魔，既没有过度地渲染战争的恐怖、也没有把战争当儿戏，克服了扁平化和简单化得倾向，因而获得了普遍的好评。

所谓成也典型，败也典型，当前电视剧创作仍然存在对恩格斯的典型理论的歪曲和错误理解。导致这些作品粗制滥造，品位较低，反响极差的现象，这种歪曲和误解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类型化;2.恶劣的个性化;3.对人物主流文化精神的迷失。

类型化是对典型理论的一种错误的理解，它最早源自于贺拉斯的类型说，就是认为典型是由不同的职业、年龄、性别、身份而决定的，即一种职业就有一种典型，一种年龄就有一种典型。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观，它们不仅否定典型人物的个性特征，更重要的是类型说没有抓住人物的社会本质，存在着把人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倾向，它们误以为典型就是离开了现实生活土壤的“人物特殊性格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这种观念极有可能把文学创作导入一种性别一种典型、甚至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一种职业就有一种典型的雷同化的歧途。“文革”时期的所谓“三突出”便是这种典型的极端化表现。当前的一些电视剧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这种类型化倾向，像几部谍战片中大都演绎了美女救英雄的传奇故事，如《潜伏》、《红色电波》等等。类型化典型不仅让典型创造误入歧途，更重要的是它大大地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这种“席勒式”的创作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类型化是中国文学创作从古到今都存在的弊端，尤其是叙事文学作品大多存在这个问题，即便是在《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中也存在着这种倾向。

“恶劣的个性化”也是对典型理论的一种误读，虽然典型化的核心在于个性化，只有充分展现人物丰富而鲜明的个性特征才能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但是人物和情节的个性是有丰厚的生活基础的，不可能凭空捏造、更不可能作毫无限制地夸大和渲染。正如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所说的，“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而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③。所谓“恶劣的个性化”是指“文艺中对那些偶然性人物的既空洞，又非本质的特征不厌其烦的描写”，“恶劣的个性化”也是对典型理论的一种误读，这些所谓的个性极端化的做法是违背了典型理论的真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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