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普发现构成民间故事基本结构的31项“功能单位”分布在7个“行动圈”内，包括对头、赠与者、帮助者、公主及其父王、派遣者、主人公和假冒主人公。在具体的故事里，一个人物可能卷入数种“行动圈”，而若干人物又可能卷入同一个“行动圈”(23-77)，这样故事情节便产生了变化。《哈利·波特》系列情节的跌宕起伏便源于这样的变化。但普洛普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了经验总结层面”(Levi-Strauss 183)，未能发展成关于情节的符号科学，只是描述了叙事的表层结构，不能阐释叙述中产生的各种变化(Schil-Eifer 93)。法国理论家格雷马斯重新整合了普洛普的7个“行动圈”，将它们简化成6个互相对应的行动位，即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反对者/帮助者，并建立了一个模型：　如此，民间故事结构便可表述为主体缺失了客体;发送者发出指令要求找回客体;主体在助者帮助下打败反对者，找回客体。后来，在《论意义》中，格雷马斯进一步研究了意义符号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矩阵模型，将反义关系、矛盾关系与蕴含关系融为一体，即

这个结构“不仅揭示了意义的存在方式，而且，它作为整合模型一旦被赋予实际内容，便可以被应用到许多不同的领域中去”，它可以用来阐释神话结构、民间故事时序的衔接形式，还可以用来阐释某些作家个人所创造的语义世界(格雷马斯，《论意义》142)。由此便将故事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结合了起来：故事的深层意义源于对立的反义关系，而表层意义则通常由矛盾的双方来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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