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案分析：苏州的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宫崎市定曾这样描述苏州：“(苏州)不仅是一个政治城市，而且还是一个商业城市，并逐渐变化为一个轻工业城市”。苏州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苏州在清朝中期人口已经达到了100万左右，成为特大型的城市。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人口，据记载，“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系外来”，“皆系膂力凶悍之辈，俱非有家土著之民”同时周围的城镇星罗密布，而且苏州城乡相互开放的社会中，城乡工业联系紧密，特别是市镇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没有绝对的阈限，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不太一致。而当时苏州的工商业十分鼎盛，主要有：纺织业与纺织加工业、丝织业与丝织加工业、成衣业、碾米业、酿酒业、印刷业、榨油业、纸张加工业、砖瓦石灰业、铁器制作业、玉器制作业等。显示出基于发达的有机农业而显现出的扎实的轻工业基础，同时，由于东北、山东等地的煤铁工业原材料的不断输入，炼铁和冶金也成为了后来苏州城市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总的来说，苏州的城市发展出现了与西方发展路径一致的地方，同时，也不乏与西方发展路径不同，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虽然从表面上看，苏州遵循了由单纯的有机经济，向以纺织业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厂转变，再扩展出更加丰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再然后逐渐在技术条件改良的情况下出现以煤铁工业为基础的重工业体系。但是苏州最具特色的三个特点却与欧洲城市工业发展的路径相悖：其一，市镇工业与乡村工业存在差异，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割裂开来，没有像西方形成明显的阈限;其二，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差异不大，而且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形成职业的工人群体;其三，城市发展与周围市镇的关系相对开放，中心多而散乱。

二、浅谈对于“韦伯命题”的质疑

总的来说，“社会生产可以分为生产资料生产(主要即重工业)和生活资料生产(主要即农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在比较传统的简单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所占的比重比较小，而且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所占比例相对稳定，维持在一定的数值上。但是，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特点的话，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较之前会有明显的提高，同时也表现在生产资料扩大的速度大于生活资料扩大的速度。正是因为如此，英国产生了以纺织业为先导，以重工业迅猛发展为核心推动力的工业革命.不是所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都走了“英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如荷兰的资本主义不是由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来促进的，也并非是由技术条件的改革来带动的，作为一个本身资源有限，依赖农业经济但是在海上一直享有霸权的国家，荷兰的资本主义发展是通过产品出口和原材料进口的利润逐步带来的，这与“英国模式”有着巨大的区别。

那么“英国模式”为何有一定的特殊性呢?这与英国所占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其气候造成农业形式单一有着紧密联系，而这些条件是由英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反观中国，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江南地区具有比较密集的人口，相对活跃的市场，非常便利的交通(主要得益于江河众多)等易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但是江南地区本身缺乏矿物能源，使得虽然江南产生了类似于工业革命前欧洲式的手工业工场，但是却无法大量存在“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当时“华北与东北的重要煤矿——河北开滦煤矿和辽宁本溪煤矿，不仅储量充足，易于开采，同时靠近海边，易于运输。”可以说江南地区在运输条件充足的前提下，也有能力开发重工业。更好的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经济基础较雄厚，可以因地制宜，直接发展重工业，以长江中游的汉阳为例，坐拥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的原材料，在洋务运动时期建成了大型煤铁工业企业。而“辽宁的抚顺、鞍山，两大煤、铁矿藏相距很近，是理想的煤铁工业发展地。”但是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均匀，资本主义萌芽仍局限于江南地区以及长江两岸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也是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比较深的地区)，矿物能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很多未能开发出有效的重工业，而经济先进的地区，矿物能源又相对匮乏。再加上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性，国家管理分裂，各资本主义国家辖区发展模式又存在差异，且互相之间利益冲突，缺乏商业合作，使得中国遵循“英国模式”发展最终失败。可见，“英国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韦伯命题”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没有能够产生像欧洲一样的资本主义，很有可能是中国就并不适宜产生资本主义，或者至少无法原版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套路。虽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像英国一样，出现了从农业经济向手工业经济转变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走和英国完全一样的发展道路。更何况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极大地受到西方入侵的直接影响，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可能并不具备自发生长的土壤，反倒是西方的偃苗助长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正如梁漱溟所说：“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终有一天可以到达那地点;若走向别一路去，则那地点永不能达到。中国正是后一例。……中国不是尚未进于科学，而是已不能进于科学;中国不是尚未进于资本主义，而是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中国不是尚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而是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东亚经济的后发性繁荣提醒我们，中国现有状况和历史因素，借鉴但不盲从，才是中国发展的方向。韦伯在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但事实是也许中国并不适宜产生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甚至资本主义也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跳出西方视角来探讨问题，对于“韦伯命题”的解释和质疑将更为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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