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先觉之声”，“破中国之萧条”，终“国民精神发扬”，“大其国于天下”。同时鲁迅反对不察“根柢”，误以为“黄金黑铁”、“托言众治”可以强国的观点和做法，认为这些皆是“现象之末”脱离了事情的根本，甚至为害尤烈，因为“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精神张，自觉至，内曜外华，是第一位的。因此，鲁迅呼唤“强力意志”和“摩罗诗人”，“震吾人之耳鼓”，“启人生之閟机”，使“内曜”明华，“人各有己”，人皆获此“自性”，必“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鲁迅通往“雄厉无前”的人国的思路也是从“新民”开始的，在鲁迅的设想中，“人立”则“事举”，人为真人，国为人国，自然“雄厉无前”，人生价值得立，国家根本得固。

清末民初，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远不止严复、梁启超、鲁迅，而是一时思潮，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政治、思想界主将，周作人、沈从文、老舍等文学界大家，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等教育界志士都进行过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实践。

这一思潮不但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界、思想界，甚至直到当代，仍能听到其响亮的回音。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儒家政治哲学与国民性论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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