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范式的历史进程，在这种社会变革和信息论理的复杂融合过程中,信息哲学的交叉学科性质仍然没有得到哲学界的承认

随着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信息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重要资源,甚至最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在这种社会变革和信息论理的复杂融合过程中,信息哲学的交叉学科性质仍然没有得到哲学界的承认,或者说,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相应充分的思想准备和交流平台。此时,信息哲学只能在两大领域之间徘徊。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不再被视为费解的、跨学科的或与哲学研究主题无关的领域了,这是值得关注的。1985年《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伦理学》的专号,1998年,出版了《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专刊,4年后又出版了《赛博哲学-哲学与计算机交汇》的专刊。APA-PAC的两任会长拜纳姆(TerrellWardBynum)和摩尔(JamesH.Moor)对哲学发展史上三次重要的活动起到了直接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意大利哲学家、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在建立和推动信息哲学的发展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当代国际哲学界研究信息哲学的积极倡导者。国内学者邬焜在其发表的《中国信息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2011)一文中,指出中国信息哲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探索与创立期,20世纪90年代的退潮和深化研究期;21世纪10年来的成熟发展和被再度关注期[7]。(二)信息哲学诞生的标志国内学者刘钢认为,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正式诞生主要标志是以下三篇颇具代表性的典型论文。其一是,弗洛里迪2002年发表在《元哲学》上的《什么是信息哲学》的开创性文章,这是一篇对树立信息哲学学科地位产生巨大影响的开山之作,更是基础性工作。纵观2002年后的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地摘取了它的内核。其二是,根据弗洛里迪2001年8月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所做的演讲整理成的重要论文,以原题目《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刊登在2004年7月号的《元哲学》上,在这次演讲中,弗洛里迪原创性地为信息哲学提出了需要解决的4个方面5大组别18个问题①。其三是,着名期刊《思维与机器》在2003-2004年内连续两期出版的以信息哲学为主题的专刊,与此同时,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首次将哲学萌生的新领域定义为信息哲学。邬焜认为中国信息哲学创立的标志是其的一篇论文和一本专着:《哲学信息论要略》(《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哲学信息论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而他创立的信息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是其独撰的一本长达70万字的着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8]。(三)信息哲学的内涵为了便于理解信息哲学的内涵,我们可以用个函数的形式来引入需要说明的内容②:PI=f(a,b),其中,(a)涉及信息的本质和原理,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b)包含了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美国数学家维纳(N.Weiner)超越了申农(C.E.Shan-non)狭义信息论的技术界域,提出了经典命题,即“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这与同时期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的“三个世界”的哲学理论形成了哲学思维上的碰撞。波普尔认为,“客观知识”因具有自律性,可形成“一个世界”。进而,他把物质世界称为“世界1”,把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称为“世界2”,把客观知识世界称为“世界3”。虽然这种信息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的阐释,但信息概念还是得到了广泛应用[9]。具体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信息哲学的内涵。一方面是,信息哲学的信息学内涵,信息范畴作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科学范畴,人们对诸如生命、意识、规律等哲学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评价。信息理论的渗透力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过程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信息哲学的哲学内涵,在西方哲学研究背景中已经发生了几次大的“转向”,即“存在”转向“知识”的认识论转向,以及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探讨从“知识”转向“意义”的语言转向,信息革命的浪潮把信息哲学推上了前台,预示着新的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层面,即从信息的认知体系转向信息的本体实在的基础性地位的研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