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品学习网为您整理了民主共和与宪政共和的历史叙事，欢迎阅览!

一、共和主义

民主共和与宪政共和是如何在共和主义的语境中出现的呢?本文通过共和主义的历史叙事，将源头追溯至西塞罗。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西塞罗是第一位具体给“respublica”下定义的思想家，在《论共和国》中指出：“共和国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这种联合的首要原因主要不在人的软弱性，而在于人的某种天生的聚合性。”[1]39

西塞罗不仅在政府统治形式层面理解共和，他超越了从政府统治形式理解“共和”的窠臼，指出共和指涉一种政体形式，即混合均衡政体，也指涉一种国家形式，即共和国，从而揭示了共和的本质和组织形式。共和国因“共和”而构建国家，共和国是全体公民共有之所有物(共有)，那么共和国的政治权力就应当来自全体公民的“授权”，因此按照共和国的政治逻辑，共和国必然是共有、共治、共享之共和。共和制则是政府学说的一种，指政府统治形式，它关系国家权力的分配形式，一般指混合政体。

二、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

在政体理论中，存在两种探究“权力终极归属”的逻辑，一为主权整合型逻辑，主张建构被治者与统治者的同一性，从而使人民成为唯一可能的主权者，这种逻辑强调国家统治形式优于政府统治形式;一为主权均衡型逻辑，支持一种分权均衡的逻辑，强调国家所有权与治理权的分离，强调国家审判权与治理权的分离，强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这种逻辑强调政府统治形式优于国家统治形式，试图构建有限、法治、分权的宪政国家。

此两种逻辑在共和政治思想中的滥觞始于西塞罗，西塞罗认为，共和的特有价值是“共同善”，它包括两个方面：“公益”与“公法”，依据西塞罗对共和下的著名定义，“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是共和国得以存在的前提。其中“法的一致”即共和国的“公法”，共和国是法治之国而不是人治之国;“利益的共同”即共和国的“公益”，强调共和国是人民的公共事业。“公法”和“公益”是共和主义特有价值的两个方面，形成了理解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一为积极肯定性维度，强调“公益”，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共和国的目的是增进共同善，张扬天下为公的精神;一为消极否定性维度，强调“公法”，共和国是人民的共同财产，不是一个或者某些人民的私有财产。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公共性，确保共和国免于少数人私心的侵犯，免于“天下为私”，这一维度具有某种自我设限的性质，主张共和国接受“公法”的统治，以保证共和国免于专断意志的任意干涉。

依西塞罗传统，理解共和主义存在两个维度，一是积极肯定性维度，即公共性的张扬，强调“天下为公”。另一个是消极否定性的维度，即为了免于“天下为私”，反对任何私性对公共性的侵害。在现代政治中，由于共和主义的式微，共和主义积极肯定性维度同民主主义思潮合流，形成了民主共和，而其消极否定性维度同自由主义思潮合流，形成了宪政共和。宪政共和强调共和国的“公法”传统，侧重消极否定性维度，是共和国“自我设限”本质的扩展，这种内在的偏向又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形成宪政共和主义。民主共和强调共和国的“公益”传统，侧重积极肯定性维度，是共和国“自我扩张”本质的扩展，这种内在的偏向又受到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形成民主共和主义。依据政治思想史的梳理，民主主义对共和主义的影响是沿着积极肯定性维度，以马基雅维利、卢梭等为代表发展出民主共和主义;而自由主义则沿着消极否定性维度，在“自我设限”方面，以洛克、康德为代表发展出宪政共和主义。

三、民主共和

马基雅维利的平民共和国理想和关于人民的正面评价开启了现代民主共和主义的早期发展。卢梭继承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民的信念并推向极致，他是激进的民主共和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我们能发现对民主共和最恰当的理解。卢梭通过社会契约论来形成政治共同体的普遍意志作为正当性与法律的根源，奠定了民主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石。在《社会契约论》中，他指出，“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这是社会契约所要解答的根本问题。”[2]19

卢梭这段话从政治哲学的高度阐释了共和国的根本问题，即通过社会契约，从个别的私人创造出一个具有公共人格(公意)的道德共同体(共和国)。按照卢梭的逻辑，“公意”即是完美无缺的“道德人格”，则它就应该拥有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的行使行为就是法律本身。“法律既然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因此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唯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务才是作数的。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制的。”[2]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