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密切联系群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根据毛泽东建军思想,制定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创造性的应用于革命建设实践,为革命建设和胜利的有效开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军艰苦转战井冈山,面对着力量薄弱,环境险恶,物资奇缺,白色恐怖的险恶局面,我军深刻认识到,只有团结和依靠群众才能站稳脚跟,只有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能发展壮大。南昌起义后毛泽东全面总结茶陵战斗经验,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是为全国人民夺取政权这个根本目的服务这个观点出发,明确提出了工农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为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党的前敌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及其重视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周恩来等领导亲自向群众做报告,讲解党的路线和政策;部队各级政治机关结合行军作战的进行,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激发了广大官兵和群众的革命斗志。在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建立群众工作机构,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组织赤卫队,发展地方党、团和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我军的政治舆论影响,壮大了我军的群众基础,奠定了军民团结的政治基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毛泽东指出:“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做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做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红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决策,坚决落实红军既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的重要指示,深入基层,了解实情,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痛痒。心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的热情。广大群众义无反顾的参加斗争,倾其所有支持红军作战,形成了一道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是完全打不破的。

三、独立自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支援,发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是完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本国,依靠本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去实践,独立思考,独立自主地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选择自己的道路。决不能把本国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某个大党或国际革命领导中心的发号施令,不屈从于任何大国或者大党的压力,这是土地革命战争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曾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战略策略、政治纲领,进行了具体的帮助,起到了某些重要的作用,这些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出现过多次严重的失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期间曾出现过纠正多次“左”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出现是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错误指导是分不开的。之后对这些错误的纠正过程中,共产国际也起到一些作用,但总的来说没能真正纠正其错误,相反,由于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想,致使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特别是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上台以后,使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使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几乎面临绝境。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连续写了几篇文章,认为中国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共产国际还派来代表宣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革命道路是以城市为中心,主张进攻进攻再进攻。当时的中国主要负责人照此办理,造成了土地革命时期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1929年,共产国际又写来多封指示信,认为右倾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特别危险的倾向”,指示中国党内反右倾;要求中共中央改中立富农为反对富农,反对联合富农;要求对中等阶级中间派实行最坚决的斗争等等。对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照此办理,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一次“左”倾盲动错误。1931年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共产国际派代表把持会议硬把王明扶上台,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时最长,危害最深的一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发生变化,共产国际仍然规定中国共产党“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把要求抗日的中间阶层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王明为首的中央无视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此办理,把中间势力当做“最危险的敌人”;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秉承旨意办理,在中央苏区打击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批判了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右柏同志。第五次反围剿时,共产国际派来了军事顾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又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军事顾问李德,听任他不切实际的指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导上的错误是一个方面。但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懂得各国的革命“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2]。周恩来曾指出:“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当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3]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存在盲目崇拜心理,当时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很多。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他们往往不顾中国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抄照搬,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他们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看成神灵,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当做救世主,结果使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几乎断送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之所以转危为安,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结果。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独立自主原则的起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挥下,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尝试,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毛泽东活的灵魂的开端。遵义会议之后,尽管我们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既争取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又不受共产国际的束缚,始终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同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中国的具体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坚决反对和克服照抄照搬外国革命的模式。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指挥红军长征和作战;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独立自主地领导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独立自主地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时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来说,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4]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一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该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事,必须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一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决策及其革命的道路,也只能依靠该国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地去探索去实践去创造。一句话,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不能受制于人。否则,不顾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具体情况,只能有一种模式,只能有一条道路,甚至强制推行某一种革命方式,都给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了很大危害。事实反复证明,“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总结：从土地革命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能帮助您设计撰写论文，更多论文参考请关注精品学习网!

相关推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论文

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思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