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化尽管实现了对旧全球化模式的超越,但由于当代全球化依然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疯狂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可避免的给人类带来种种危害。关于西方主导的新全球化模式弊端的描述,如同全球化的描述一样浩若烟海。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公司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公正的加剧,国家道德的沦丧,环境的恶化,以及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泛滥等。总的来说,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创造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但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能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被剥夺者和被掠夺者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乌托邦主义者对无国界的新全球化的憧憬。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的矛盾将贯穿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始终,无论在体系结构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仍会有新的高潮出现。

实际上,主要由被剥夺者和被掠夺者推动的各式各样的反全球化从没有停止过全球各个层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抵抗。如世界体系论者所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资本积累、政治合法性和地缘文化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这个世界体系为维持民族一国家的合法性而进行的调节已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再到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了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已经用尽了它所能使用的所有手段。“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多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一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指述的正确方向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矛盾的加深,资本主义的调节已接近极限。资本主义可能通过减慢某些使其精力耗尽的活动以延长其寿命,但是,其死亡的阴影却总在地平线的某处出现,而各个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者。

在反全球化的结构或体系层面,愤世嫉俗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型的反全球化虽然表面看来毫无希望,但其引发的文明的冲突却引人深思。在全球范围内,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试图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全球文化”仍然只是资本主义大国的一厢情愿。

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抵制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统制的呼吁,也在反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呼吁甚至在那些希望弘扬自身民族主义和族裔认同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吸引力,而对那些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不可抗拒,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渠道,可以用来发泄与革命的失败相伴随的沮丧感”。

在国家层面,虽然自绝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政策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所摒弃,但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的神话也很少有人相信。区域主义、地方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发展路线也和全球化的发展一样引人注目。在当前全球化的大势下,国家决策者考虑得最多的不是如何建构和参与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而是如何在此大势之下趋利避害,保护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

东亚的经济奇迹让民族主义式的反全球化力量找到了希望。亚洲模式和亚洲价值观不仅成为亚洲国家的热门话题,也成了世界上不想走西方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争相模仿的对象,给西方所宣扬的普世的现代化模式兜头浇了冷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的虚假性。

在个人层面,西方国内的反全球化运动尽管主要是为了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并最终可能导致西方各种利己主义政策的出台,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进一步巩固,但环保运动等还是有助于全球化向着理性方向发展的。至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包括环保、劳工和反盲目的自由贸易等,也可以推动全球化向更公正、理性、多元和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

总之,反全球化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将会使全球化更加富于人性、更加充满理性,也会使这个世界更具公正性和多样性。反全球化实践在各个层次的依然话跃表明:“为了弱者和边缘者利益而抵制富有者权势的、平等主义的政治冲动依然有力,并且已卷土重来。”仅就限制和抵制全球化而言,它们同民族国家一道,促进和维持全球体系基本性质的延续。因此,从根本上说,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终结期,遍及全球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是这个危机的主要症候,也是资本主义灭亡的一个催化剂。

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反全球化模式变革意义

70年代末期后,新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一切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感到绝望的力量的希望。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逐渐放弃传统的斯大林式通过隔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联系,建立与资本主义平行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努力。因为中国已经认识到“只有在一个世界的前提下,才能认定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而不是继续顶礼膜拜‘谁战胜谁’的历史趋势。”邓小平一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消除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障碍。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体系的一员。

随着中国成为现有世界体系的一员,中国开始“有机会以‘改良’代替‘革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推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并谋求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全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它带来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变革模式的改变,却可能成为推动全球体系实现更具理性、公正的根本性力量。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社会主义模式身上真正体现了马克思所说“新事物”对旧事物的超越,也即“扬弃”。

中国模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成功之处的借鉴。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论断让中国引进了市场经济,尽管加上了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定语。就如当年资本主义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借鉴一样,市场经济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学习”。

同时,社会主义的中国依然拥有比资本主义国家强大得多的动员力,可以动员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这就是常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就展现出了比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更强大适应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以世所罕见的接近年均10%的速度飞速发展,超越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而2008年汶川地震过程中,中国表现出的超强动员能力,让包括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都羡慕不已。“中国模式”开始成为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热议的话题。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在国内的“科学发展”,以及在世界范围的“和谐世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式全球化的全面超越,成为最有可能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全球化模式,代表着新的反全球化的希望。当代中国式社会主义在国内的“科学发展”,“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通过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推动民主和法制,并培育良好的人与人关系。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是承认自然的应有价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可持续发展中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并以此推动国内“和谐社会”的建构。实际上是试图以“和谐社会”的建构,消除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不平等,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国内纬度的超越。

而国际范围的“和谐世界”理想,则是试图以和平发展的方式,通过“睦邻、安邻和富邻”,实现对旧有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和平”的结构变革。这个蓝图,变革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民族的、区域的不平等,进而消除由此产生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甚至国家间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战争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毒瘤”。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中国模式”讨论的兴起,就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世界体系变革生命力的表现。沃勒斯坦说:“占人类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的进程中起到重大作用。”这个预言实际上用于中国式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的替代上可能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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