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美国经济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性演变,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不断衰微,服务业和新兴高科技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从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说,美国已经明显从制造业经济演变为“知识经济”,或者是《华尔街日报》新近的说法:“创意经济(idea-driven economy)”。

不仅只是华尔街创造出各种利用泡沫投资“新手段”赚得盆满钵满、闯下大祸却要纳税人买单的金融大鳄,美国社会的“实体型”财富新贵也明显展示这样的“创意型”现实:微软、谷歌、雅虎、亚马逊、“脸谱”等新兴跨国公司的创始人,皆是美国最新一代的亿万富翁。

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硅谷,这些财富新贵大都可说“白手起家”,但加深了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传统特色─他们无不具有常春藤精英教育背景,以及因此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社会资源。

中国传统的政治精英道路是“学而优则仕”。美国也不乏学人从政。哈佛大学博士班的同窗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哈佛前校长萨默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能源部长朱棣文等人都是例子。

但是美国以民主立国,从政“正途”是选举产生的公职。像上述学人那样依靠任命踏入仕途,不免有点类似中国科举时代的捐纳和荫封“异途”。竞选出身的“科班”政客集体,无过于美国国会。

哈佛大学高材生、《纽约时报》大牌记者纪思道几年前曾经归纳过美国国会议员的职业出身:218名是律师,12名是医生,3名是生物学家。至于国人曾经认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学人,则一个都没有。

换言之,美国通过竞选从政的精英最多是有法学博士头衔的律师,说得再通俗一些是“讼而优则仕”,其次是曾经悬壶济世的医学博士。这一情况与美国精英教育重点相辅相成,两者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在2010年初夏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台上宣读的本科生直接读博的去向,第一是法学院,其次是医学院。

然而美国政界的“讼而优则仕”传统,对共和党相当不利,这是因为美国律师业有明显的民主党偏向,尤其是与传统支持共和党的石油业和保险业对比。律师出身的克林顿总统夫妇和奥巴马总统夫妇是最好的代表。作为一种自然的对比,美国共和党政治精英走的常常是“商而优则仕”的大学道路。

具体而言,“商而优则仕”是在名牌本科教育之后,直接进入商界和工业界,中间常常再回到名校商学院读完MBA,在商界获得显着的成功之后,再改行从政。布什总统父子可以说是这一“商而优则仕”道路的典型代表:老布什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下海”到德克萨斯州油田,挣出了数百万美元家产,方才改行从政;小布什则在耶鲁本科毕业后先上了哈佛商学院,得到MBA后,在商界不痛不痒地干了多年后转入政界。共和党政府任命的官员也往往具有同样的背景,例子是小布什总统的的两位财政部长:美国铝业公司总裁奥尼尔(公共管理硕士)和高盛集团总裁保尔森(哈佛商学院MBA)。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商而优则仕”和“讼而优则仕”的从政传统并非偶然,因为前者代表财富的创造,是以增长经济为教条的共和党的强项。而后者代表财富的重新分配,自然而然成为标榜为弱势群体“请命”的民主党的专长。

新近的美国茶叶党人民粹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中层白人群起反对奥巴马政府向少数民族居多的下层阶级“重新分配财富”,应该是共和党精英“商而优则仕”的难得机会。但是新近的墨西哥湾油井泄漏事故和华尔街金融泡沫破灭造成的持续经济衰退,导致美国选民中罕见地出现了“仇富”思潮,从而增加了商界出身的共和党精英从政的困难。

以上即是美国政治精英的成长路径

相关推荐：

国际政治中的资源环境问题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