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1995年钱先生在《文 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这篇长文 中首先提出来的，发表在同年《文学评论》第四期 上。当时的理论背景是:文学理想的幻灭和导源 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大肆泛滥。作为对以 往长期以来文学被从属于政治而缺乏独立性和自 主性这一不正常状态的反拨，再加上出版界利益 原则的驱动和国外非理性思潮涌入的推波助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呈现出这样一种 景象:“在恶俗横流，不少人失去生存理想的景况 下，人们崇拜自然本能，激赏感性享受，人的精神 趋向多元而又凸现混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一 些人追腥逐臭，对粗俗、恶俗、腐烂的东西趋之若 鹜，这极大地削弱与消解了文学艺术审美的生 成”[5]。面对此种颓势和恶俗之风，钱中文先生毅 然祭起“新理性精神”的大旗，与之作战。随后，这 一文学理论结集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于2000 年6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和 同年3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钱中文学术 文化随笔》两书中，作为首篇的都是这篇名为《文 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的文章。

“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提出马上得到学界广大同仁 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2001年11月，全国文 艺理论界的专家和学者们齐聚厦门大学，讨论“新 理性精神”的话题。随后《东南学术》于2002年第 二期开辟专栏刊载了这次讨论的部分论文。

作为一种文化、文学艺术内在的精神信念， “新理性精神”采取了执中鉴西的态度和立场，选 择了交流与对话的策略，并且始终以现代性为立 论前提和言说论域，表现出重构理性精神，重新理 解与阐释人的生存、文化、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的可贵努力。运用于文艺理论的建构，“新理性精 神”文学论主要包括这样三个维度:现代性、新人 文精神与交往对话精神。

“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 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 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 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 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6]现代性 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立论的前提和言说论域， 属于该理论的时间维度。现代性诉求保证了“新 理性精神”文学论在时间这一维度上的先进性，因 为它是不断指向未来的。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 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而且许多西 方学者都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声称现代性 已经终结或者过时了。尽管我国社会也已局部呈 现出某种“后现代状态”，相当一部分学者亦步亦 趋地追随西方学术新潮，张口闭口就是“后现代”， 但钱中文还是坚定地坚持他的现代性立场。他认 为，在中国，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

“这种现代意识精神，时代的文化精神，作为一个 尺度，是我们建设新文化、新的文学艺术需要长久 地遵循的原则。现代性是引导人们进行文化建 设、精神创造的思想，这是一个人类‘未竟的事 业’。我们不能像某些西方现代主义者那样，把现 代性仅仅看作是出现了反理性之后形成的东西， 以为反理性才是现代性的表现，现代性只能是现 代主义文化与艺术的特征，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5]因此“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提倡和坚持的 现代性带有某些自创的特殊的规定性。首先是它 强调自己既非唯理性至上，排斥一切非理性，将理 性神化、绝对化的庸俗社会学的旧理性，也并非理 性的对立面———非理性或者反理性，而是一种包 容对立面的矛盾体。所以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 文学论既要克服旧理性所带来的弊端，又不能完 全站在理性精神的对立面，即他并不赞成走到非 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极端。

其实，人本来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体，只不 过旧的理性主义、唯理性主义为了强调和突出理 性的万能而故意忽视和压抑人的感性而已。通过 遏制人的感性表现，不仅扼杀了人的人性发展，从 而也扼杀了人个性的形成和创造力。钱中文指 出:“新理性精神并不是唯理性主义，它崇尚感性，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感性的表现。人的感性的需 求、生理需求是必须获得满足的，这是人类生存的 条件。”[2]334但他同时也指出，人的感性需求又总 是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感性需求。文学既是人的 感性生活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显示人们的理性认 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并不反对文学艺术对人 的非理性、反理性生存状态的展示，也承认它们存 在的合法性，只是不赞成由此而走向极端，“反对 以反理性的态度与反理性主义来解释生活现实与 历史”，因为“极端的非理性、反理性主义，蔑视对 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命运的叩问与人文需求，无 度张扬人的感性和特别是人的生理享乐本能、解 体了人的感性。”[2]335可见，作为一个包容对立面 的矛盾体，“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提倡和坚持的 现代性试图针对旧有的弊端和以往的理论分歧而 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综合，以便在理论上造成 一种新的平衡。

其次，它强调自己是在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现代性。新文化的创造，新的文学艺术理论的 建构，都不是建造空中楼阁，离不开对传统的继 承。钱中文先生认为主要有三种传统需要我们去 面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外国文论传统及中国现 代文论传统。而在三者当中，唯有中国现代文论 传统才可以担当起构建新文学理论的基础的重 任。古代文论传统因受到“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激 烈批判和彻底否定而被人为中止。另外，古代文 论系统主要是针对中国主要的文学形式诗歌的创 作而构建起来的，而且多半是些审美的心理体验 式的零散感悟，其术语大都具有朦胧、模糊，内涵 不够确定的特征，也不成体系，往往人言人殊，确 实难以担当起阐述在现代性启蒙下而发生的新文 学现象的重任。西方文论自然更不能越俎代庖， 别人的鞋子不可能适合自己的脚。然而，对构建 新的文学理论所依赖的传统基础的这种选择并不 是盲目的和随意的，钱中文经过细致认真的比较 和严肃的学理分析，才做出如此审慎的决定。他 说:“现代文学理论虽然问题很多，但近百年来，它 的发展，总是与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思潮结合在一 起的，它不断地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使自己 逐步地走向科学化、人文化，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从而体现了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不断生成。

……现代文学理论大体上是与我国现代文学的发 展相适应的，现代文学理论对古代文论传统的某 种疏远，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7]虽然如 此，我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也并非全无用处，并 不是说除了近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文论传统之 外，另外两者就可以全然不顾。那不是构建新的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诉求所应有的态度。事实上， 钱中文已经意识到，“现代文学理论由于‘五四’的 激进主义的一面而丢掉了古代文论传统，在今天， 总使我们觉得现代文学理论缺少了母体的营养与 根底，缺乏一种底气”[7]。至于西方文论，因为与 我国现代文论所曾有的这种血肉联系，当然更不 可缺少。实际情况是，我国现代文论的产生和发 展不惟大量借鉴西方，甚至直接由西方移植而来， 西方文学理论一直就影响着我国现代文论的发 展。我们需要吸收二者当中仍然对我们有用的、 合理的有效的成分，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再次，它强调自己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 的现代意识精神，是一种历史性的指向。正因为 如此，现代性诉求就打破了时间的束缚，而可以存 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现代性的 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 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 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 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 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 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 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 分。”[6]这就是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主张和 倡导的现代性主要是一种精神指向，它与各个具 体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而获得了历史 具体性，虽然精神内涵相通，却不是亘古不变、恒 定一律的某种指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 同的现代性要求。这就为现代性这一概念赋予了 因时因地而随时调整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赋 予了它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

新人文精神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内涵和 核心，属于内容、本质维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上 半期，我国理论界曾有过一次“人文精神”的大讨 论。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欧洲文艺 复兴的产物，并以中国历代文献当中从未有过“人 文精神”之说为证，说明中国没有人文精神，更谈 不上“恢复”人文精神。钱中文对此进行了反驳， 并阐述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主张的“新人文 精神”的内涵。他说:“人文精神是针对现实生活 中的非人性与反人性而说的，是针对物的挤压、人 的异化而说的，是针对当今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 的钱性权式暴力而说的，这种暴力既是物质的，又 是精神的，是针对文学艺术漠视人的精神伤残而 说的。”[5]这就是说，我们当今的文学现状确实面 临着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 描绘的正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沦为废墟，人的精 神备受摧残的景象，至于以怀疑一切、解构一切而 声名大振的后现代主义，则更是把人推入到茫茫 的虚无和无边的绝望之中。文学艺术对于人生的 意义至此已被完全消解，缺少了对人进行心灵抚 慰和精神关照的“文学”实在已不成其为文学了。

那么我国旧有的文化与文学中难道真的缺少人文 精神吗?并非如此。尽管也许我们的传统文献中 确实未曾出现过“人文精神”这个说法，但我们固 有的文化与文学中却绝对不缺少对人的生存处境 和命运的关怀。那种对家国命运的沉重忧患意识 不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吗?那种重视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和谐的伦理道德 关切，不也同样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吗?凡此种 种，并不以其未曾贴上“人文精神”的标签就不是 人文精神了。钱中文认为，“所谓人文精神，就是 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科技之 间的相互关系中，一种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叩问与 关怀，就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 关系和准则的探求，就是对民族，对人的生存意 义、价值、精神的追求与确认，人文精神是人的精 神家园的支撑，最终追求人的全面自由与人的解 放”[5]。这种对人文精神所作的注重精神内涵的 阐释，明显要比那些仅以外部标签作为判定依据 的做法更高明。新人文精神之“新”主要在于它超 越了这一概念的外部标签特征而注重从其精神内 涵方面加以重新定位，而且达到了涵括中国固有 文化与文学艺术特征的目的。

交往对话精神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基本 策略，属于方法论维度。钱中文汲取了巴赫金与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性的积极因素，表现出试 图否定并超越我国文论界那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 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非此即彼的 二分法简单思维方式。钱中文认为，人的生存应 该是一种对话式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 自有价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交往对 话的关系。任何一个人的生存都是相对于别人的 存在，不仅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的存在也要 以我为依托。巴赫金就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思想， 他说:“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 我应先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发现 自己”;“证明不可能是自我证明。承认不可能是 自我承认。我的名字得之于他人，它是为他人才 存在的”[8]379。“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 之中”[8]377，“单个意识不能自足，不能存在。我要 想意识到自己并成为我自己，必须把自己揭示给 他人，必须通过他人并借助于他人”[8]378。正因为 如此，钱中文认为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 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彼此平 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不存在谁比谁更 具有权威性的证据，各主体之间只有进行平等的 对话和交流，才能达到彼此了解，从而求同存异， 缩小差距，进而形成多语共声喧哗的局面。每一 个主体都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各 自的正确性和合理程度还是会有所区别的。但即 便是合理性很少甚至是基本缺乏的那些意见，也 应当准许其发声，应当在对话和交流中得到逐步 的揭示和反驳，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否定和粗暴 的消灭。

除此而外，钱中文还通过对自然科学与人文 社会科学不同的思维方式的比较来进一步阐述了 这一方法论原则。自然科学基于主体对客观对象 的描绘和解释性特征，基本上是一种自说自话的 独语方式的思维。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则具有 “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 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体，另一个主体也面向 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 解’”[7]。可见，隶属于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天生 就蕴含了交流与对话的潜在需求和独特条件。无 论从个体生存方式的对话交流特征还是从文学理 论自身所具有的学科独特性来看，对话与交流都 是构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不二选择。从某种 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只是把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遮蔽的本性揭示出来而已。

相对于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和二分法简 单思维方式，钱中文提出了一种名曰“亦此亦彼” 式的综合性思维。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要在 历史现实、文化遗产的评价中，提倡一种可以去蔽 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 合、创新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价值判 断、总体上亦此亦彼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振兴我 国学术思想，是会有积极意义的”[2]334。为避免不 做任何实际判断的骑墙中庸嫌疑，钱中文特别指 出，这种思维还是包含了必要的价值判断的，只是 这种判断不以专制的武断的批判的方式做出，而 是在更高的综合的层次上提出，它可以涵括和吸 纳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合理成分，也可以聆听不 同的声音，寻求众声喧哗的效果，力避专制独白的 局面。

以上就是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大致 内容。笔者认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我国文 学理论研究在新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惊人的理论创新精神。从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从它表现出 的立论逻辑角度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 钱中文先生坚决选择并捍卫了文学的人文精神。

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获 得空前解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使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然而经济的发展、繁荣和物质生活极 大丰富的同时，也伴随而来许多的社会文化问题。

尤其是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大行其道，已经产 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恶果。钱中文对此极为 忧虑，他说:“人在对物的需求中，形成一种物欲， 它一面激发人的热情，使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使 人不断获得物的满足与享受，这是不容争辩的。

然而对物的无尽的追求的内在规律是，造成了对 人的挤压，物的阴影遮蔽了人。物欲的发展不断 转化为对金钱权力的追逐，使自身成为一种异化 力量，使人变为物的奴隶。”[9]人们受到物的挤压， 逐渐地使人性受损，兽性恶性得到膨胀，由此也给 人们的心灵造成更大的创痛，并产生了大量在精 神上污秽不堪和失去灵魂的人。与此同时，随着 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社会哲学、文化思 潮如潮水一般的涌入，文学创作也受到了不小的 冲击，不少作家四顾彷徨，无所适从。当理想失 落，神圣消解，信仰黯淡，一切都被浸透了实利目 的的考量之后，文学艺术意义和价值的下滑，人文 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已经在所 难免了。事实上也是如此，“80年代中后期开始， 中国文坛上不少作家表现了对人的自然本能的崇 拜与激赏。在这方面，一些原本是写作严肃的作 家竟也未能免俗”[9]。有些理论家则表达得更加 耸人听闻:“在创作中追求醉生梦死，把人写成了 毫无理性、良知、理想，听任本能、原欲支配的两脚 动物，有些作品已经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简直就 是文学黄片、用文字卖淫!”[10]正是在这种背景 中，钱中文先生提出了他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并把新人文精神作为该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人文 精神普遍地遭到调侃、淡化、贬抑甚至弃置不顾的 艰难时刻，钱中文先生仍然表现出如此坚定执着 的追求，实在令人钦佩。虽不能说挽狂澜于既倒， 至少也应该说是捍卫了文学的操守。人文精神之 于文学，相当于灵魂之于人，文学的魅力，文学成 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就在于文学所拥有的那份 对人心灵的细微关照和精神的抚慰，我们很难想 象缺乏人文精神的文学到底还有什么存在的必 要。“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提出，确实正当其时， 因为它正试图为我们守望面临毁弃的精神家园， 它在为我们挽救濒死的文学。

二是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 钱中文先生重构了理性。自从14-16世纪西方 的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巨大作用逐渐被人发现， 被人认识，直至被崇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 深信，理性精神必将为人类建设起一个幸福、完美 的理想国。应该说，理性精神的张扬，在使人摆脱 蒙昧，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确实其功至伟。近 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突飞猛进也更加证实 了这一点。但凡事不能过度，过度即导致谬误产 生。当理性被过度拔擢乃至神化，绝对化，从而拒 绝和排斥一切非理性的时候，便是灾难降临的时 刻。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过去一百多年来理 性主义绝对化所带来的灾难，钱先生作了痛心疾 首的总结:“理性主义的绝对化，不仅使人主宰自 然，而且掠夺自然，制造形形色色绝对化的准则与 规律，使之异化为‘绝对观念’、‘绝对意志’，企图 导致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被唯理性主义化的绝对 意志，曾给一百多年来的近代社会带来无数混乱 与灾难，它同样使人陷于失去理想和信仰崩溃的 痛苦之中。”[9]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正是针 对这种沉重积弊而发的。反理性主义和唯理性主 义确实有点走过了头，过犹不及，然而却是对长期 以来理性绝对化而自然生发的一种激烈反拨和本 能回应。钱中文先生明确表示承认感性和非理性 在人生和艺术当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但在大方 向上却仍然坚持理性的主导作用。跟以往的旧理 性主义、唯理性主义相比，这种既坚持理性的根本 地位又不忽略感性和非理性的积极意义和作用的 思考就是“新理性精神”之“新”的真正含义，也只 有这样的态度才称得上是真正理性的。相比较而 言，反理性主义和唯理性主义则都显得不够理性 了。从这个角度看，钱中文文学理论的创新性，我们认为钱中文先生已经重 构了理性。

网友们，钱中文文学理论的创新性就到此为大家介绍完毕了，祝大家能够获得有用的知识。

相关推荐：

浅谈中国当代文学教学论文  

试论扁镇的秘密的叙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