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土文学作品中，也涉及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但更多的只带有一种自发的反抗意识。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一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阐述农村社会结构和矛盾斗争。正如茅盾让他笔下的人物经历《春蚕》的打击，《秋收》的绝望而走向《残冬》的反抗，叶紫让他的主人公从《丰收》成灾中迸发出仇恨烈火并走向雪峰山。这样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便与政治革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农民命运意识的走向与小说主题的政治指向合二为一。

在早期描写工农革命斗争作品中，蒋光赤的《咆哮了的土地》(后以《田野的风》之名出版)，是写农村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作者意在展示在大革命中湖南某一村庄的农民，在矿工张进德和背叛地主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李杰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向地主土豪进行斗争的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小说中所描绘的许多农民形象如刘二麻子、李木匠等更多还带有农村流浪汉的特征，封建的宗法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根深蒂固，所以农民形象的塑造还未显成功，但是这种表述显示了文学对农民命运的先验性预言，后来这种话语的模式便成为“革命文学”的主要叙事方式。

当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之后，农民开始投入到自身的解放中来，继之而来的是工农命运的一个转机。一方面，历史给予他们自己掌握命运的机会，参加革命，投入斗争，投身集体，解放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受剥削、受压迫，他们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终于展示了强大的力量。他们的社会地位空前高涨。不仅如此，知识分子与之相比也会黯然失色，也要在不断改造的同时向他们靠拢，而知识分子自卑的忏悔的社会心理也认可了这种靠拢和皈依。这样，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便高大完美起来，什么样的革命者都要经过向他学习改造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然而，农民毕竟是农民，他们不可能一下子脱离自己生活的真实的土地，那里，他曾经有过的琐碎的、陈旧的、落后的封建思想，因此，农民思想觉悟之低仍然是一个真实存在。当时在根据地，初绘黄土地的文学作品中，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当数两篇重要的作品。针对这些表现人民落后愚昧的作品，当时因着中国革命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与新时期现实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强调，农民思想尽管还有落后面，但他们毕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正为民族解放付出重大的牺牲，作出重大的贡献。同时又号召作家们“应该长期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身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的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从此为“工农兵服务”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统方针。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民命运意识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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