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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韵文到散文

歌是属于音乐的，诗则属于文学。

歌先于诗，活跃在人们的口边。及至有了文字，才有了诗。但在很长时间内，仍保留着“诗歌”的称谓与形式，即有韵、句式整齐划一的规格，以利于吟唱。中国古典诗歌长久统领着诗坛，遂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无韵非诗”的观念。中国诗的韵文时代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涛诞生，才面临“转型”机遇。

诗以文字为载体。从文言到白话，载体转换决定了诗歌的一次大变革。它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诗的书面语言即文言和人们生活语言即口语的长久分离与隔阂，从而拉近了理解与欣赏的距离;二是打破了严密格律形式对表达深广现实生活的束缚，使得诗承载更复杂的思想与感情的空间，大大展宽了。

这当然不容易。其间经历了不少曲折。如有些诗人尝试过的新诗格律诗，以及“民歌加古典”的提倡等等。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几度较量和转换，才初步实现了多元格局下自由体诗为主导的局面。与此同时，散文诗的出现和渐趋繁荣，又从另一翼展现了散文在诗领域中更深的介入。当然，争论依然存在，散文在自由诗和散文诗中由幼稚到成熟，克服诸多缺陷以至最终臻于完善的历史任务，尚有待完成。

应该提到的是，这里所指的散文，是与韵文相对应的一种文字表现手段，非指作为一种文体的“散文”而言。也就是说，无论自由诗或散文诗，尽管采用了散文的句式，其文体性质依然是诗，而非散文。因而将这种转换称之为“散文化”，是不恰当的。

早在1930年，诗人废名就指出，新诗就是“诗(意)的内容，散文的文字”，因为，白话或口语，本来就是散文的，而非韵文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既然现代诗是以人们的生活用语即口语为主要语言资源，那么，她的散文性便先天地被决定了，这是无可变更的必然。那么，对诗来说，散文果然比韵文更优越吗?对此，艾青有过明确的论说。他说：“自从我们发现了韵文的虚伪，发现了韵文的人工气，发现了韵文的雕琢，我们就敌视了它;而当我们熟视了散文的不修饰的美，不需要涂脂抹粉的本色，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健康，它就肉体也诱惑了我们。”所以，他说：“散文是先天的比韵文美。”

戴望舒在他的《诗论零札》中则说：

“韵和整齐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笨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造最适合自己脚的鞋子。自由诗与散文诗的探索者与创造者便是这样的智者。当他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加速，人的精神面貌日趋复杂，感情反应敏锐多样，瞬息万变，在这种现实背景下的诗歌，题材内容在“涨出”，“挤脚”的旧鞋子不适应了，“带着镣铐”的“跳舞”终难持续下去。为能得心应手地表现复杂多变的现代生活，适当引入情节和细节、人物与事件，拓宽表现领域;为使诗的语言节奏和现代人的生活语言包括新鲜口语“顺利接轨”，自由诗尤其是散文诗的形式，便成为诗歌智者们所选择和制作的“最合自己脚的鞋子”了。

这一格局的形成，使诗由对吟唱的依赖，转向了以书面阅读和沉思品味为主，从诉诸听觉向诉诸视觉为主的方向转移，这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经过长期酝酿，逐步推移，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