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在中国.真正开始在物种竞争、民族图存的大背景下全面审视自身国民性始于严复、梁启超等晚清启蒙主义者。与魏源、郭嵩焘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知识分子不同，戊戌时期的严复、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已经认识到西方富强的真正社会基础是其国民具备了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品格和社会心理。严复并没有提出过“国民性”这一概念.而是将“国民性”表述为“国性”.他根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强调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取决于每个国民的品性、素质.主张用“自由、独立、进取”等近代西方文明的理性精神替代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并开创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论。不仅为理想新国民设计了理想模式也为如何实现理想新国民提供了路径;但总体来看，严复对于中国国民的“程度”及能否彻底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持一种较悲观的看法。中国人当中比较集中地探讨自身国民特性问题始自梁启超.他明确提出了“国民性”概念，并从1889年开始，连续在《新民说》、《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国民十大元气论》、《积弱溯源论》等一系列文章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粱启超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国民资格为标准.对缺乏国家思想、社会公德、权利观念、自由思想和自治能力等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在中国国民心灵深处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鞭挞。当然梁启超在批评之余也对中国国民性格中的优秀品质多加肯定。在此基础上。他重塑了理想新国民，认为他们应具备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独立的人格以及具有诸如为社会、为国家尽义务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并积极探索和实践了教育、报刊、“新小说”、“新史学”等国民性改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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