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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山四皓，我国秦末汉初四位着名隐士，“四皓遁秦，古之逸民”、“汉兴有(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又作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其事迹散见于《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典籍中。由于他们本身素质较高、不与暴秦合作的气节，以及他们在汉初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都给后世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自西汉之后，商山四皓就受到人们特别是诗人的关注与传诵，像三国着名诗人曹植就写有一首《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刘项之争，养志弗营。不应朝聘，保节全贞。应命太子，汉嗣以宁。”如此的评价，到唐代更是比比皆是。笔者据全唐诗库粗略统计，仅诗中含有“四皓”二字的就有50多首，足见一斑。

然而梳理各种叙述、评价，也不难看出，古今对商山四皓的讨论，大多针对四人的归隐及高节而言，而对他们在汉初看似矛盾而又具有内在合理性的经历及影响探讨得并不多。本研究根据相关文献，拟对这一问题做些探讨。 一、四皓拒绝刘邦邀请的原因分析 跟古代诸多隐士一样，商山四皓的归隐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即“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82，并非因为生性淡泊。对此，史籍多有记载，《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颜师古注解说：“此(四皓)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远害”所指，可以参证前面引述的《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可见‘‘远害”即躲避秦末战乱，以全身自保。晋代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四皓”条也说：“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这里所说四皓隐居之地虽有误，但认为他们归隐的原因仍然是“避秦乱”而全身。更晚一些的史册沿用了这个说法，如《宋书·谢灵运传》注说：“四皓避秦乱，入商洛深山。”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据上很显然，四皓隐居深山是形势所迫，而不像老、庄那样归隐后不再出山，所以《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还说：“以待天下之定也。”也即是说四皓只是“暂隐”，并没排除出山的可能。这与四皓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据《史记·留侯世家》引《陈留志》，四皓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域，“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日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後，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日霸上先生，一日角里先生。”几个不同籍贯的人聚集到关中，可以肯定不是为了归隐，而是求仕(虽然科举之类的考核形式隋唐才有，但读书人的“学而优则仕”意识，自春秋战国士大夫阶层崛起后就广泛存在)，后来因秦末大乱又一起归隐商山，“以待天下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