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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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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4

“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时客的喜已非单纯的山水之乐,而是冲破了忧患意识的阴霆,显得分外欣慰和轻松。至此,客与苏子合二为一,是肉体和灵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苏轼,是更加觉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苏轼。

三、黄州生活对苏轼后来人生的影响

苏轼被贬黄州后,在吸纳佛老思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觉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乐观洒脱、随遇而安的个性特质,为他面对被贬惠州、澹州更苦难艰险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滴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离开惠州再赴被贬之地海南檐州。苏轼在诗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中写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但是,由于有过黄州的经历,苏轼却能化解苦难、随遇而安。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并且以乐观的心态从苦难中发现惠州的美,“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残腊独出》)。苏轼的博大胸襟及抗争厄运的秉性,使他成为不被厄运所折服的强者。虽然穷愁交加,屡遭贬滴,但苏轼绝不就此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唱出‘旧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欢歌。

苏轼在被流放到海南澹州时,已“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初到檐州时,苏轼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敬仰苏轼,派人修葺漏雨公房,当局得知,将苏轼逐出,并追究了张中景的责任。苏轼在枕榔林中自己动手搭建茅屋,自命为“枕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然而,苏轼在檐州的三年,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快意优游,敷扬文教,传播文明,与当地黎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收获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苏轼在诗中写到:

“我本檐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已然把自己视为檐州人,把海南视为自己的故乡了!

苏轼在被贬生涯结束北归的途中,看到金山寺挂有自己的画像,他写了《自题金山画像》诗一首,后两句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虽属自嘲,但苏轼洒脱的气质使其形象超脱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体现出旷达超脱的神韵。

苏轼虽然屡遭打击迫害,丢官被逐,但是他自始至终并未苟且偷生,消沉遁世,而是很好地融人人间天地,豪迈从容,给所贬之地带去了文明教化,为当地人民所崇敬热爱。这应该是儒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与佛道忘我无我、空静澄明境界相互杂揉融和的结果。苏轼的精神魅力也正在于此,这也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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