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歌特点，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

一、杜甫一生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那时正值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在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的河山，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进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他步入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人李林甫和杨国忠，对于他的满腔报负无可实现，还得追随达官贵人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冻受饿，这使得他得以深入人民，了解民众的疾苦，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这十年困守的结果，他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人。这才确定了他文学发展的方向。

杜甫的第三个时期，是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这是安史之乱最激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他本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和焚掠，和人民一起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也是积极号召，在他的作品中，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另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名的《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公元759年底他弃官后历尽千辛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间草堂，他爱和人民往来。在漂泊的这十一年中，他的生活很苦，甚至在去世那年还挨过五天的饿，但可幸的是，无论生活上怎样艰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和人民息息相关，初中教材上选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河南河北》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他在四川飘泊了八九年。最后客死在一条破船上，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要发出关怀人民疾苦的强音，自然，他的处境是萧条的。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他的经历和诗歌创作风格的发展是一致的。

二、杜甫诗歌的思想性

早在唐代，杜甫就有“诗史”之称。因他的诗不仅广阔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诗人满怀同情地真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们的情感，愿望和要求，诚挚动人地表现了他的至死不渝地爱国热忱，深刻地揭露和有力地鞭鞑了统治阶级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1.杜甫广泛而深入地体验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诗歌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在赋税剥削和不合理兵役制度压迫下的痛苦遭遇。“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杜甫关怀、同情人民的博大胸怀的真实写照。

当他亲眼目击不义战争的征戎造成人民生离死别的惨象时，便写出《兵车行》那样的长歌，对人民深表同情。在安史之乱中，亲见了残酷的兵役所造成的各种悲剧，则写下“三吏”“三别”等诗篇分别加以反映，字里行间可看出诗人的泪痕。人民的贫穷，痛苦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对此，诗人勇敢地加以揭露：“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鞑其夫家，聚敛贫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民在战乱中，在剥削，压迫下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条件，被迫出卖儿女哀哀痛苦的惨状都被诗人反映在诗里：“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尤其可贵的是，诗人在自身极其艰难、痛苦的境况下，也能推己及人，关怀更为不幸的人民。

2.杜甫关心国家命运，他的大部分诗篇忧国悯时，流露出真诚感人的爱国热忱，“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比?”正体现诗人始终如一的忧国情思。

杜甫对平乱期间的军事、政治、外交都曾在诗中表示过卓越的见解。他认为不宜多借用回 兵来评乱：“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更不宜让他们留在中原，招致祸患：“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诗人切实感到要评定叛乱，必须依靠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

他自己的理想虽然落空，可是还寄希望于朋友，他曾冒受死进谏，也要求朋友们“临危莫爱身”。他的喜怒是以国家的盛衰存亡为转移的。他为叛乱平息，国家复归一统而喜：“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也为战乱不息而忧：“万国城头吹画角，此由哀怨何时终”。诗人到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