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负心婚变剧大致阅历了由前期的悲剧创作向后期的团聚格局转变的过程。元代前期，负心婚变题材承宋代余绪及金代的传统，多以宋代科举为社会背景，沿用宋代戏文王魁负心等故事，批判书生的负心行为。元代后期，社会剧变的内容渗入戏曲创作，特别是科举之路不畅招致的文人位置的改动更是深深影响着戏剧的创作，负心婚变剧一改以往单纯对书生的谴责态度，代之以同情、开脱和了解，剧作结局也转向团聚。 杨显之创作的《临江驿潇湘秋夜雨》再现了文人负心婚变的理想，对以张翠鸾为代表的妇女的不幸表达了深入的同情，对文人负心弃妻的行径表示出极大的气愤、这是现存的元杂剧中独一抨击文人富贵弃妻的婚变戏。
     被誉为“四大传奇”的“荆、刘、拜、杀”（《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是元代后期至元明之交南戏舞台上最富盛名的作品。《荆钗记》和《白兔记》是其中表现婚姻理想和夫妇关系的杰作。《荆钗记》可谓元代后期婚变题材中一部彻底为书生正名的剧作，它虽受文人加工创作中“昭雪”认识的影响，但仍以其浓重的民间气息，平民的认识以及纯朴的情感，成为演绎质朴情爱理想的经典作品。《白兔记》也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来表现夫妇情深，意欲为“负心”的男主人公开脱，但是，南戏保存的民间爱憎却使故事的关注点不盲目地转向了平民女性李三娘，剧作虽以较多篇幅写了刘知远的事，但情感的天平却倾向了三娘一边。
    《琵琶记》，讲述蔡伯喈，赵五娘夫妻离合的故事。其剧情的开展，叙事的布置都沿着两条线停止。两条线交叉停止，不只将二人的生活境遇构成鲜明比照，制造出激烈的喜剧效果，引发出剧烈的戏剧抵触，而且在不同的场景的叙事中展开宽广的社会生活画面，将招致赵五娘凄惨的境遇逐个呈现。
四、明清时期的负心婚变剧
     元明南戏试图以调和的方式来为文人的负心开脱，文人内心的矛盾还使其负罪感隐约可见的话，明代负心婚变传奇则接替文人彻底推脱了义务，把婚变的缘由指向出生富贵却不能遵守妇道、妒性十足的富贵女。至清代，关于文人改造“负心”故事的不满终于迸发，在戏曲作品中重又表现为愤恨的谴责，《赛琵琶》《铡美案》的降生正事这种心情的集中反映。
     事实上，文人对负心的开脱与包庇，民间不断有最朴素的见地，清代中期花部作品《赛琵琶》以及据此改编的《明公断》等剧就以激烈的爱憎表达了这种朴素的惩恶扬善的情感。《赛琵琶》为不满高明《琵琶记》包庇文人而作。剧本前半局部袭用《琵琶记》情节，后半局部则将负心文人陈世美押上审讯台。这一改动，否认了明代作品的文人立场，支援了贫困女性的合理请求，表达了朴素的民间立场。
     负心婚变剧至此重新回归谴责，但不同于宋元谴责类作品的是，作品不再以一味丑化和惩治负心文人为目的，而是愈加深入的揭显露婚变的深沉的缘由，把科举背景下的人性中的无法、懦弱、自私、乃至善良逐个呈现出来，文人从负心，到最终的丧尽道德底线的过程明晰地展露在读者和观众面前，悲剧的力气得到最大的升华。
五、总述
     负心婚变剧从谴责文人负心却无能为力到同情文人为其负心行为开脱，再到旗帜鲜明的惩恶扬善，这个过程是中国戏曲观众和剧作家的审美认识在道德层面上的起伏，也是中国古代戏曲在艺术层面上的演进与打破。在这个迂回演进的过程里，我们看到古代婚姻家庭禁受的一次次考验，看到了古代妇女争取个人幸福的一个困难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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