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堵脊聿拘?唷返募窃兀?堆菀濉返背墒橛谠??笃凇?BR>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模?衔?尉冈?瓯镜男∽肿⒉⒎亲髡弑救耸直剩?白髯⑹备檬橐蚜鞔?暇貌⒌玫酵瞥纭保?白髯⒄卟坏?皇亲髡弑救耍?膊皇亲髡咄?贝?娜恕!闭胖竞显凇逗?贝笱аПā?994年第6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总的说来，新时期有关《三国演义》的论争，涉及到《三国》研究的各个方面，并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不过，各个问题论争的深度不一，取得共识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开创研究的新局面，可参看拙作《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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