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2009年12月16日发布了对198个国家和地区在2006年到2008年间的情况所作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把对宗教的限制分为政府限制（横轴）和社会限制（纵轴）两大类，在限制程度上又分为高度（严重）、非常高度（严重）、温和、低度等级别，就某些国家的宗教受限度而言，可以出现政府较高度限制、社会较低度限制或社会较高度限制、政府较低度限制等多种情形。2011年该论坛再度发布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状况的报告，指出和两年前相比，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政府对宗教限制或社会敌意正在增加的国家，约有百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政府限制或社会敌意有所下降的国家和地区。并且，前者是限制和敌意指数很高的国家，而后者则是限制和敌意指数很低的国家。换句话说，在皮尤论坛的调查报告看来，宗教自由状况的两极分化趋势愈加显著。 当然，西方国家对于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冷战期间，宗教一直在幕后起着隐性的推动作用。 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表象之一就是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人权运动中，逐渐衍生出以宗教人权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它们往往充当了西方外交政策的非正式执行者，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国际宗教人权机制的形成。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之间的互动，已成为全球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这种互动过程就是“宗教性跨国对抗”，它包含了至少三方行为体，即作为提出要求者的（非政府）宗教和人权组织、作为对抗对象的政府以及第三方的支持者。跨国对抗是因为发起者认为他们政治表达的常规性制度渠道不能使他们的要求得到相应的回复。由于宗教非政府组织和它们所对抗的政府或国际组织并不对等，尤其是对抗他国政府时，现有国际体系并没有常规性制度渠道，因此它们寻求在此之外用跨国对抗的形式提出要求。此外，本文将引发对抗的原因作为类别区分的界限，因而在分析概念上，既保持“对抗政治”中的一般概念，也使用“宗教性跨国对抗”这样的分类，以突出“宗教”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宗教人权运动接近于“新社会运动”。首先，人们加入传统社会运动一般是因为某种物质需求，但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动机往往是为了实现一些非物质性的价值，而不是因为经济和物质上的受剥削和受压迫。第二，传统社会运动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而新社会运动想要改变的仅仅是社会上的某一种主流价值观和行事方式，（所以新社会运动又被称为“单议题运动”），其成员之间的凝聚基础往往是对一种共同身份的认同。因此新社会运动有时候又被称为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第三，传统社会运动的对象一般是统治阶级以及使社会运动参与者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但新社会运动并不追求打破国家机器和建立新政权，其对象往往是公民社会本身。第四，传统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是分层的，而许多新社会运动采用了一种大民主性的、平等的组织形态。在有些场合下，新社会运动的核心是少数专业人才。在更多的场合，其核心成员是一个个小规模的朋友圈子和社会运动网络，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迅速联络，达致协调行动。在目前西方，伴随各式新社会运动的是大量右翼社会运动的兴起和教会实力的增长。而且，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所谓“社会运动社会”，首先是保守派、精英层开始参与社会运动，一改以往社会运动特有的左派和草根性质，其次是一些对抗政治的形式经过多年发展被逐渐纳入到常规政治中并加以制度化。www.17net.net 论文代写

现代通讯手段和社会网络的重新组合连接使得社会运动形成了一种外在式的动员结构。在这种结构模式下，我们见到的不是数个等级分明的社会运动组织，而是众多小型的、互相没有隶属关系的社会运动组织和网络。这些组织和网络的核心成员人数不多，有些人是一些社会运动组织的专职人员。它们在平时仅仅有着松散的联系，一旦出现某些问题，有着相似利益的组织和网络就成了一种社会运动过渡性团队(transitory team)。每个团队都通过自己的网络来动员运动参加者，不同团队之间又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迅速进行联系和协调。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发动起来，但运动过后这些组织又各自归位，并不会形成一个内部结构和等级森严的社会运动组织。大量过渡性团队的存在以及它们有效的组织和通讯能力，也是社会运动得以产生的一个原因。显然，宗教人权运动具有这些新社会运动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