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与和谐社会，能否有效地解决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败。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保持低生育水平,促进优生优育,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我国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它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目标,是我国一项长期的人口基本政策。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群众,在对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理性选择中,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克服家庭困难,响应国家号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为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受现实生产、生活条件的限制以及相应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家庭不但没能实现"少生快富"的目标,甚至成为新的弱势群体。尤其是一些计划生育家庭由于子女伤残及家庭种种其他因素的影响,陷入生活贫困,养老无着的状况,成为困难群体。在我国出生人口已进入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在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的今天,如何坚持实行生育政策的前提下,采取更加效的措施引导群众少生快富,稳定现在的低生育水平,这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对人们提出的一个严峻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人口问题不仅关系到三农问题、教育发展问题,更与构建和谐社会息息相关。

“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这生动地说明了人口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制约因素,也是群众个人家庭生活幸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其基本思路是一对城镇居民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而一对农村居民夫妇则基本上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原因在于,城镇居民的养老由社会负担,而农村的则由家庭负担。因此,对于农民来说,尽管有了儿子不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料,但没有儿子几乎等价于没有人养老,因为女儿长大了一般要出嫁,远离父母。这也是我国历代王朝解决农民养老的根本制度,也是所谓“孝”的一个主要内涵。表面上,“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但实际上,它是维持家庭养老的制度安排,家庭养老再与“男婚女嫁”的观点相结合,儿子就成了家庭养老制度的核心。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后”指儿子。儿子也成了农民对未来的一项主要投资(女儿应尽的义务相对小得多)。200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新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心里的发展,使得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得以贯彻,也部分地加重了三农问题和教育问题,这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