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规模一定的前提下，社会总消费规模是有限的，无论社会生产多么发达，社会总消费力都是有限的，维持人口规模就是维持市场潜力。在达到丰裕社会、购买力不成问题以后，人口基数就成为消费需求的基本决定因素，我国的人口战略一定要从这样一个高度来规划，而不能缺乏这一视角。人口消费的最大潜力=人口总数×平均个人最大消费潜力。因为每一个个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也是有限的。而最大消费潜力就决定了内需经济总规模的潜力，它决定着内需经济的总回旋余地。一个国家的消费潜力与人口数息息相关。人口规模虽然不等于经济规模，但人口规模对生活必需品和必须服务的总规模起决定性作用，并对发展用品和享受用品形成潜在需求，一旦其具备了购买力，就容易形成现实的消费能力和市场规模，人口就意味着消费，所以我们说规模人口是一个等待开发的规模市场和规模经济，由此角度看：人口是经济的基础和前提。

人口因素是决定消费能力的必要条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在一个人口规模大、收入水平高的地方，消费规模也大，中国、印度、巴西等之所以被商家看好，就在于其人口规模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人口的经济效果在当今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表现得相当明显。从欧、日、俄等国的情况来看，人口减少都不利于其经济发展。内需不足、劳动力不足、老龄化和养老负担加重往往是人口减少的表现。日本2005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如今人口严重老化，经济发展受限。俄国人口负增长，也严重拖累了其经济发展，其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木材等领域劳动力严重短缺。放眼世界，纵观历史，人口增长过快或萎缩都不利于其经济发展。

本次金融危机要求我们增强“内需拉动”，特别要突出消费拉动。生产和消费都可以作为再生产的起点，但现在更应看重消费的起点。这就要在适当时候对人口政策做出微调，使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相协调相适应。依照“生产与消费守恒定律”：生产与消费要守恒，生产力和消费力应平衡。维持合理的人口规模就是维持消费与生产的平衡。

“过剩经济”的人口学与“短缺经济”的人口学是不同的，因为“短缺经济”要抑制消费，而“过剩经济“则要刺激消费、鼓励消费，相应的人口政策应有所改变。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维持合理的人口规模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需要。在“过剩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对人口的依赖性较强，减少人口不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从两种生产的关系和再生产的规律来看，人口再生产要同物质再生产相适应。在物质匮乏时代，物质生产较落后，人口生产要适应物质生产的状况，控制人口是必要的：在物质生产较发达时，“生产过剩”，以后的过剩可能更严重，这时人口再生产就应做适当调整，以适应物质再生产，使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匮乏时代与丰盈时代的人口政策应有所区别。

除开两种再生产的关系外，还要考虑三种再生产的关系，即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环境再生产的关系，要考虑环境资源容量等因素，如气候变化。目前的再生产，瓶颈主要在环境再生产。目前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与工业化有关，与不当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与生态建设的地位和投入不足有关，环境再生产没有和物质再生产取得一样重要的战略地位。环境可以消费，更应该生产和建设，人们在不断地利用和支取环境，却没有及时地给予补充，环境再生产没有及时跟上，出现了严重的生态赤字，因而产生了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带有很强的工业化阶段性特征，到后工业社会，随着第三产业比例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环境治理力度的空前加大，对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强化，对环境再生产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布局的空前重视，环境将有改善。人可以成为环境的消费者和破坏者，也可以成为环境的建设者和改造者甚至创造者，“事在人为”，人是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人在环境面前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适应者，更应该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设者和改造者，人口不应成为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必须资源是可再生或可替代的。生态是可再生、环境也是应该再生产的，这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人类的发展必须控制在资源环境的承受力和再生速度以内。

上面就是关于从消费角度看新形势下我国人口问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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