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晚清与“五四”时代，“言文之争”则日益凸显出来。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言如何达意，而是进一步发掘造成言意矛盾的原因。在知识界看来，言文分离才是造成语言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做到言文一致。在这一方面，黄遵宪有首倡之功，他认为要改变中国语言、文字脱离的现状，当务之急是“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启超则注意到白话小说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故强调“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瘾，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以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等欧洲政治小说。 “五四”时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识分子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与晚清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五四”知识分子强调个性自由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钱玄同指出，言文分离是独夫民贼和文妖造成的，“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拼音化运动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则不能与白话文运动相比。晚清时就已经出现多种拼音方案，宋恕最早提出“切音文字”之说，康有为则在日本文献资料的影响下萌生了设计“幼学捷字”的念头。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要求改用日文的主张，在此之后则有万国新语、国语罗马字等主张。但是这些主张或是停留于纸面讨论，或是虽付诸实践却终归失败，个中缘由引人深思。在今天看来，语言固然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字也同样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日文、西文是言文一致的文字，由此对汉字加以改造。但是这样一种改造与白话文运动是不一样的：后者虽然融合了外来语，却是以古汉语为根基的，是汉语现代蜕变的产物。文字拼音化则不同，从汉字本身特性来讲，拼音化难度极大，如郭绍虞所言，“语词为了迁就文字，即使复音语词也往往两音相缀三音相缀至多四音相缀，除翻译外来语外，绝没有多音相缀的复音语词，因此同音语词又比较多”，这就“造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困难”。而且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形态，两千多年一直形态稳定，为维系中华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看得很清楚：“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他坚信国语随国民性而演化，汉语汉字自有其独特文化品性，这种内在的精神不会消亡。
三、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
中国古人的言意之辨，对于言意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在各种学术流派与见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对语言所作的批评，更多地关注语用。在先秦诸子中，名家注重语言分析，把思考的重点真正放在语言自身，却遭到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的一致攻击而无立足之地，以至于长期背上了“诡辩”的骂名。实用立场与语言工具论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显著特色，即“文以载道”、“道”“器”二分的观念等，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把文学不看作独立艺术，而看作有用的东西，就是把文学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属品”，“古代论文的话，总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说到本身构造的技术，所以虽然是论文，实在是重义而不重文”。虽然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魏晋六朝更是以语言作为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依据，但是语言始终只被视为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文学自身特性的认识。
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谓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时代依然在发挥其影响力。但饶有意味的是，关注语言问题引发了晚清和“五四”时代的文学变革，这与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密切相关：中国文学批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其语言意识也在发生着变革——从单纯的工具论到开始从本体的层面考察语言，意识到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从而以语言变革作为文学变革乃至于文化革新的先导。当然，此时的变革多少还是不成熟的，还是在“工具”与“本体”之间徘徊、游移。
黄遵宪在《杂感》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见他已经认识到语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而是承载了厚重的文化，这种观念与视语言为本体的现代语言观有相通之处，已经透出了现代的气息。而这样一种在体用之间徘徊的矛盾，在梁启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梁启超早年在论语言文字时，主要着眼于言文分离不利于开发民智;在中西对比时也是从功用人手，语言工具观表现得十分突出。不过，梁启超与“五四”学人的观念已经透露出变革的气息，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动态的框架中思索。梁启超指出：“盖言语凡以表示意识，意识之范围日扩，则所以表示之者，自能与之相应，此其一也……文字所以表观念，观念新则其字自新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抨击言文分离，号召三界革命，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格局。但是“五四”时代的变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层面触动了古代汉语的根基，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胡适等人发起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学，明确提出“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三十多年后，胡适谈到自己的这一主张时，仍坚持认为“文学作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
胡适已经意识到文言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代表着传统思维方式，白话与文言的冲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但是他又把这种冲突简化为活文字与死文字的对立，提倡白话的理由无非是白话更方便、适用，这就又重新回到了语言工具论的老路上去了。相比之下，鲁迅与周作人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于文言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认识要深刻得多。鲁迅曾谈到，“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周作人也意识到“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因而“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五四”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言文一致”，已经意识到文言与现代白话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言说方式、语言形式上的对立，更主要的是各自承载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从而真正促成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综上所述，“言意之辨”与“言文之争”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言不尽意代表了中国古人对语言问题的基本认识，强调立象以尽意，其背后是语言工具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影响深远。而“言文之争”则是在晚清与“五四”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启蒙的旗帜下追求言文一致的效果，此时的语言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由此也引发了文学与文化观念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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