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石诗话》是清代被称为“粤东三子”之一的著名诗人黄培芳的论诗之作。它的写作宗旨是“固以论诗，兼以志美”(《自序》)。作者在书中批判了时人多“以诙谐入诗话”的作法，表明了作者严肃的写作态度。黄选摘评述的主要是清代诗人的诗作，同时也论及当时人们的言论和行事。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尊奉传统诗教，调和神韵、格调两派，抨击性灵派的论诗主旨。《香石诗话》一书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在诗话创作的高峰乾嘉时代，黄作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但是在他的由断章片言组成的随笔式的诗论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完整的理论体系来。

一、诗学宗尚

黄论诗的宗旨是传统的儒家诗教说，书首《自序》中就开宗明义地说：“鲁论记夫子论诗最详，此吾党学诗之本，即古今诗话之祖也。”书中又说：“诗之源在《三百》，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后人之诗无殊于《三百》者，外异中同也，其外虽异，其中自不可不同”;可见他写诗是奉《三百篇》为圭臬的。黄还主张诗歌要“温柔敦厚，得出性情之正”，即要求写含蓄蕴藉，“情余于语”的中和之情，而不喜“轻薄发露”之作。同时书中又主风雅教化之旨，倡导“意存讽谕”之诗，甚至主张读者以比兴之法解读艳体诗，透过香奁诗、无题诗的字面意义品味作者的忧国怀君之情。从诗教说出发，黄论诗主复古，推尊盛唐，而对中、晚唐和宋诗有所批判。以上可见，黄的论诗观点还是比较保守、比较正统的，他一心想将诗歌束缚在儒家诗教规范之内。

二、诗学主张

尽管黄的诗论是从儒家诗教观出发的，比较保守，但是其中仍有不少创见，且自成一体，言之成理。试分论之。

1.创作主体论

黄要求诗人必须有“酝酿深厚”的性情，有扎实的才力学问，“贵酝酿于胸淋漓于手”，自然流露，发而为诗，才不致会“轻剽脆滑”失之于薄。他批评袁枚之学问“轻浮聪俊”，所作之诗亦“矜新斗捷”，不若王渔洋功力深厚，用笔老成。黄又要求诗人作诗以真为主，要写真实情景，真实体会，这样才能写出不落俗套的“独造”之诗，并举杜甫《秋兴》为例，谓杜“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二句，“实话道来，别有妙处”。黄论诗受王士祯影响，推崇盛唐，而以神韵为高，他以为学诗“取法必贵上”，“阮亭独标神韵以为宗主，固有偏而不举之处，然不失风人蕴藉之旨，学之而弊，刻鹄不成尚类鹜，若徒以轻剽为工，直是画狗矣。画狗不成更将何类耶?”在贬斥袁枚性灵派轻率诗风的同时，标榜含蓄蕴藉的传统诗歌。但黄评诗并不泥古而偏向于一家，他看到了诸家之诗在继承三百篇的基础上又各有独到之处，“是则同而异也。”他论诗主一“新”字，称赞“落落独造”“清真隽永”“浑然天籁”的自然之诗，但反对“嗜奇好怪”，舍弃生动活泼的语言而刻意求新的卑薄佻滑的诗风。总之，黄评论诗人作诗有六要：“曰正曰大曰精曰练曰熟曰到”即要求作者学诗取正路、法大家;下笔前戒粗腐、去浅率;写诗作达到由成章至纯熟，由笔到臻於独到的境界。只有做到这六点，诗人才可能写出优秀的诗篇。

2.诗歌本体论

黄对诗歌本体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他对诗歌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三方面均有论述。首先，受传统诗教和清初神韵派诗作影响，黄推崇深厚博大和萧散淡远两种风格，概而言之，即一重风骨，一重风致。这两类风格，前者以老杜为代表，后者以王孟、陶韦为代表。《香石诗活》中评苏轼诗云“沉顿极矣”“取势曲折”“笔力遒健”“极顿挫之致”，可谓推崇备至，其选诗也多为此类厚重宏阔之作;另一方面，在个人品味上，黄又雅爱陶韦澹泊之作。他受王士《唐贤三昧集》影响，好以“味”评诗，如评姜白石诗云“宋人七绝每少风韵，惟姜白石能以韵胜”，评其时人之作亦云“五古有陶韦之风”，“(诗)得味外味，信堪继美前人”，“寄托遥深，极得三味”，可见，以味评诗乃是黄的重要论诗主张。而且，黄论诗有调和风骨、风致两派风格，兼以力度补充神韵之空疏的倾向。如他评价老杜的诗句“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以翻空对，弥见神力”“八面玲珑深得三昧”，这都反映了传统诗教观和当时社会审美风尚对黄评诗标准的影响。在诗歌内容方面，黄持论较宽，所选诗歌内容涉及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他还认为诗歌“亦可以怨”，但仍要求诗歌归于“温柔敦厚”的宗旨，要“得性情之正”，而不要过于随便，流入油滑一途。黄还较详细地论述了各体诗的写法，对诗的形式问题及写作技巧做了深入的分析，如虚实问题、叠字问题、声调问题等。黄很重视诗法，要求作诗“出规入矩”“兼总古今”，这也可看出沈德潜格调说的深刻影响。但黄又反对形式主义的倾向，说“学诗徒向中晚佳句索解数日之内便可称诗人”的工夫是不值一提的，必须以深厚博大的性情作为根柢。总之，黄论诗以传统诗教为旨归，只有在内容、形式、风格三方面都达到诗教的要求，才能成为“其言奥以文，其思婉而微，粹然一出于正”的典范诗作。

3.诗歌鉴赏论

黄的鉴赏论也深受诗教“思无邪”说的影响，要求读者用比兴寄托的方法解读诗作，特别是对香奁体、无题诗之类，更要从“才士绮丽之词”中体会“风人蕴藉之旨”，并赞同朱竹论艳体诗是“琴瑟钟鼓之乐少，寤寐反侧之情多”的评论，认为必须得用这种曲解附会的方式来理解艳情诗，这就未免有迂腐之嫌了。

三、论诗派别

黄培芳所处的乾嘉时期，正是诗学理论最为繁荣的时期。清初王士的神韵说、清中叶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三足鼎立，成为清代诗学批评的三大支柱。而这三大理论体系又是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的，它们分别是对诗歌风格、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的论述。但是，由于它们的美学宗尚不同，相互又有抵牾之处。黄从他的传统诗教观出发，较多地继承了格调说和神韵说的内容，并力图调和两派，而对性灵说大加鞭挞，这反映了他论诗保守消极的一面。实际上，黄的论诗主旨中有许多与性灵派相一致的地方，如论诗以性情为主，作诗贵真情，重独创。黄批判性灵派最中肯的是对其末流创作中浮华轻佻、粗制滥造的不严谨作风的批判，而对其理论上的批判是少有力度的。黄袁的分歧根本原因乃在二人对诗的功利性看法不一。袁承袭了明代公安派的观点，主张诗要抒写性情，而以小“我”为中心，诗中多记录个人情感，他们写诗可以说是并非以政治功利目的为重;而黄以诗歌为教化之工具，治世之手段和时代的反映，完全是站在传统诗教的立场上。黄要求诗作者有严肃的写作态度和明确的创作目的，诗要反映社会和现实人生。黄袁二人关注的对象不同，内容取舍各异，作为千年诗教传统的继承人，黄自然会对袁派末流提倡的重才情、好风月的少年轻薄之作表示强烈不满了。

虽然黄培芳的诗歌理论偏于保守，可是它仍可以说是在总结清前期文学批评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比较公允全面的结论。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也不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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