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丹尼尔·贝尔是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社会作用，从而把大众传媒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透辟分析，对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体现了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但其新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又决定了他的这种批判是温和的、不彻底的。

一、贝尔的学术研究与其批判性传播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传播学界，首先是西欧的传播学家们，围绕“信息时代”的社会制度、传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曾展开一场广泛的国际讨论。这场国际讨论直接发端于两本书的问世，第一本是《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另一本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均为丹尼尔·贝尔所著(张隆栋，1993：287～290)。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是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思想家。贝尔在四五十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活动，担任过美国文理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等职。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名居1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列，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甚高(Bell,D.1980:11～13;Waters,M.1996:11～16)。

贝尔的学术著述很多，构成其综合思想体系的关键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两书外，还有一本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在前两本书中，贝尔着重探讨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会(技术—经济)结构的变迁，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向“后工业社会”的萌发阶段，技术性决策将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将为科技治国论所取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则追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剖析这种文化如何与经济和政治中的轴心原则、轴心结构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贝尔全面探查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努力。他对资本主义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矛盾的透辟分析，代表了文化社会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对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关系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技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资本主义技术—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作为它的调节方式(轴心原则)，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特征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以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的无限张扬和独立不羁，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贝尔，1989：30。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当然，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为轴心原则的技术——经济体系，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这套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逐渐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为奢华糜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与此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商业机制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74)。

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质的论题，其核心“就是揭示资本主义文化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清教精神到自恋主义的蜕变过程”(傅铿，1990：292)，由此凸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演进自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但作为大众文化载体同时也是大众文化一部分的大众传播媒介，无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就是着眼于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作用机制，力图把贝尔批判性的传播观勾勒出来。因此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先总体看一下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再分别考察一下贝尔所谓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对贝尔的批判性传播观予以分析评价。

二、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

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涉及到他对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社会作用的总体看法，在这方面，他零零散散地主要表述了这样几层意思：

1.包括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传媒在内的通讯技术革命，与交通运输革命一起消除了社会的隔离状态，导致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贝尔认为大众传媒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相互间的影响和联系，同时也“造成对变化和新奇的渴望，促进了对轰动的追求，导致了文化的融合”(137)。

2.大众传媒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贝尔指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广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现新价值观的预告”，在这方面，“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114～116)《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这两家杂志均作为价值观变革的杠杆深入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生活方式。”(124)

3.视觉文化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性质，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而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实际上瓦解着文化的聚合力。贝尔注意到了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他比较了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别;印刷媒介允许读者调节自己的阅读速度，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它强调的是认知性、象征性的内容和抽象思维的方式，因而能引起读者的理解和情感的净化;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则把自己的速度强加给观众，没等观众来得及思考就一闪而过，它强调的是形象性内容和情感的震惊，导致的是观众反应的情绪化、戏剧化。

在贝尔看来，视觉媒介创造出来的这种传播效果，不是来自内容而几乎全部来自技巧。视觉媒介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或宽银幕立体声，为人们提供感官的刺激，追求直接、冲击、同步、轰动的效应，因此不可能使人获得某种超验的天职感、美化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相反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167)所以，视觉文化虽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众的感官需要，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却枯竭得更快。

较早致力于传播研究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lasswell, H.)曾提出大众传媒三大功能的理论，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Wright, C.)又在其中增加一项功能——提供娱乐，这都是对媒介正面功能的考察。另外两位对传播学贡献突出的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 P.)和默顿(Merton, R.)，则分析了媒介的四种负面功能;把人变成丧失辨别力和顺从现状的单面人、导致审美情趣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李彬，1993：134～141)。

从贝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从传播技术和大众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大众传媒的功能的，注意的是大众传媒长期的、潜在的社会作用和传播效果。他虽然肯定了大众传媒的正面功能，如认为大众传媒导致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以及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大致相当于拉斯韦尔和赖特所说的联系社会、教育示范和娱乐功能)，但更多地侧重于对媒介负面功能的论述。譬如，他认为视觉媒介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对常识知觉的歪曲”，从而瓦解着文化对社会的聚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媒介的隐性的负面功能。事实上，贝尔即使在肯定大众传媒上述正面功能的同时，在具体的分析上却又着眼于它的消极影响，这从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正因为如此，他对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麦克卢汉(McLuhan, M.)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麦克卢汉预言了电子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和进步，描绘了一幅带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色彩的未来图景，它的“媒介即信息”和“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基本论断，不啻是对媒介的膜拜和礼赞。尽管贝尔也注意到了通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以及麦克卢汉对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区分，却仍然认为麦氏“热媒介”和“冷媒介”以及电视创造“地球村”的概念，“除了在微不足道的水准上讲，似乎没有多大意义。”(156)他把麦克卢汉形象地称为享乐主义时代“胜任的预言家”，说麦克卢汉“在很多方面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121)与麦克卢汉相比，贝尔对未来社会(后工业社会)进行科学预测的同时，又具有深邃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关怀，在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方面则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倾向。

三、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

马克斯·韦伯(Weber, M.)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3)一书中，精巧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加尔文教义对18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发生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贝尔在立论之初就接受了韦伯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双重起源：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攫取性(经济冲动力)。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早期，这一对冲动力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勤俭持重的精神，后者则体现在技术—经济领域的无限进取的激情。新教伦理将工作视作神圣的天职、得救的标志，强调清醒、俭省、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为人们提供了超越性的道德目标。

但是，内战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注重超支购买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那种强调节俭、简朴、自我约束和抑制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花钱和享受、炫耀和时尚成了成就的标志，甚至连性也成了消费的对象，结果美国文化成了享乐主义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