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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学评价中的“人性”标准

一

以往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曾被一种“左”的思潮和庸俗社会学思想统治着，突出地表现为把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简单化、庸俗化，以作家的阶级身份和作品的阶级内容来评判作品的高低、决定对作品的取舍。作为对这种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拨，近几年来，又出现了一种完全排除对作品作社会历史的评价，仅仅以所谓“人性”为标准和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解释文学的“永恒性”的问题。这种以“人性”为评价标准观点的提出较早、较系统的见之于章培恒为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撰写的导论之中;近年来，黄修己又把它推广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领域，而邓晓芒则从理论上对之进行提升，并以它来说明文学永恒性的原因。

章培恒提出评价文学作品的人性标准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一般本性”的思想。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一般本性”呢?朱光潜最初认为是指人类的“自然本性”，章序中就突出地认同了这种观点。并从“人的一般本性”就是人的自然性的思想出发，把“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解为就是人的“原欲”、“本能的个人欲望”的最大解放，认为“最无愧适合于人类本性”的社会，就在于个人欲望“不受压抑”，使“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得到了最充分的满足”。马克思提出的人的“一般本性”的内容、人的自由解放并非像章先生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回到“原欲”支配的状态，而把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看作都是对人性的压抑;相反地，对于“原欲”恰恰是采取批判的态度的。他不仅强调“人的机能”不同于“动物的机能”，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使动物的东西变成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而且在谈到“具有条顿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那些好心的热情者”试图“从史前的原始森林去寻找人们自由的历史”时还说，“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所谈的“人的一般本性”主要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思辨理性的先验方法论的合理成分，在理论上的一种预设。我很赞同邓晓芒所说的：“实际上，当马克思从人的本质角度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进行历史分析和批判时，他是有一个‘一般人性’作为参照系的，否则他凭借什么来判定人的本质遭到了‘异化’”?但是，这“一般人性”是什么呢?是一个现实的尺度还是理想的尺度?我认为它只是一个供推论用的预设的尺度，不过它同时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被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目标提出来的，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但是邓先生却把它误认作一个现实的尺度，并认为凭着这样“永恒普遍人性”，“我们就用不着任何故弄玄虚，而能对艺术作品的永恒性问题作一种近乎实证的说明”;从而得出文学艺术的本质就是“将阶级关系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的深层结构展示在人们面前，使不同阶级的人也能超越本阶级的局限性而达到互相沟通”，而把历史上一切描写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的作品都看作是艺术自身本质的“丧失”。有这样一种作为“永恒普遍人性”而存在的“人性的深层结构”吗?我是持怀疑态度的。马克思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表明人的一切思想、内心活动本身必然是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所以我们也只有不仅从心理学的角度，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把两方面统一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深入揭示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否则，就等于把人性完全心理学化了。如果我们把人性完全心理学化，把文学艺术的“归位”最终只是落实到描写超越现实矛盾和斗争的人的“普遍人性”或“永恒的共同人性”，那么，这个人就非邓先生自己所主张的“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着的人性”，而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之外的东西了”。

黄修己看问题的角度与章、邓二位略有不同，他主要不是从人性本身，而是从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的价值观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的。认为以往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都从社会价值判断来评价文学。而社会价值观在不同国家、民族、人群中有非常大的差异，有的就不能互通”，这样就制约更多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而“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历史趋向”。为了适应这一趋向，他竭尽全力去寻求一种“全人类性”的标准——“中国现代文学全人类性的阐释体系”。其内容是：一，“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研究现代文学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反映或表现人类共有的人性”;二，“承认人类共同的价值底线，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评价现代文学的得失，解释它的历史”。从而建构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集团的价值观，是持不同的社会价值观的人们都能理解、接受，都能在这个思想层面上沟通的”，“反映了全人类公共利益需求”、“为人类公认为价值原则和行为原则”。但我认为这一理论同样是不切合实际的，首先是价值观作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价值体系的选择和追求的观念形态，是人们现实需求在意识中的一种反映。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不同，在价值选择和追求上也必然有着不同的倾向，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为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所共同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这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历史年代表现得更为突出。黄先生自己也承认“当今世界上，还存在着价值观的相互矛盾、冲突”，要形成“全人类性的价值底线”，还“要有非常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20世纪又“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作为代表着这个时代、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也必然是与这些现实斗争息息相关的作品。既然这样，又怎么能以这种非现实的“全人类的价值底线”为标准去评价反映现实人生的文学作品?再说，艺术接受总是要经过读者的选择和改造，尽管不同时代、阶级的读者都在阅读同一部作品，但着眼点往往并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不能因为文学作品为不同阶级所阅读就认为有人类公认价值原则的存在，更不能认为只有表现了共同人性和人类公认价值原则的作品才能为不同阶级读者所接受，否则都难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当然，邓先生与黄先生对于“人性”的理解与章先生并不完全相同，至少他们没有像章先生那样把“人性”看作完全是一种人的本能欲望，与人的自然性直接等同。但是由于割断了与人的实际生存活动的联系，在抽取人性的社会内容对“人性”作抽象化的理解上，我觉得与章先生是完全一致的。

二

我们说马克思的“人的一般本性”只是一个理想的尺度而非现实的尺度，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没有大家所谈的“人性”这种东西呢?对此，我觉得可以从这样两方面去进行分析：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他身上有着一种长期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不同于动物的一般社会属性，如情感需求、交往需求等等。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也就逐步形成了人类为了维护自身生存所起码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这些观念在人类的内心深处积淀下来而成为人作为人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性，如正义感、同情心等等。但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人的思想意识总是受他生活中的一定现实关系所制约，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同，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又必然会出现分化。这就使得从总体的意义上，所谓一般人性成了一种没有现实内容的抽象设定，一种排除了社会关系的纯心理的描述。从历史上看，人、人性就是在这样既统一又对立的状态中演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人性必须作这样辩证的分析和对待。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应该承认，在文学作品中，那些不直接涉及到阶级利害关系的，如一些抒写乡情、亲情、友情、爱情的作品，比之于那些描写社会矛盾的作品来，确实较能引起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读者的共鸣，为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读者所接受。反之，在对立阶级的读者那里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但也不足以说明共同人性在这些作品中已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化为现实的存在。如《孔雀东南飞》、《莺莺传》、《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伤逝》、《二月》、《小二黑结婚》等，它们所描写的爱情生活也都是有社会内容的，由于时代的不同，所表现的意义也不完全一样，实在是很难排除社会内容以抽象的“共同人性”来加以概括和说明的。更何况各个时代反映社会矛盾和现实斗争的作品毕竟是绝大多数，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尽可以从艺术表现上的成败得失(如描写外部世界与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如何更有机地统一等)方面加以总结和评判，但采取否定的态度无论如何是轻率而不负责任的。因此，我认为就目前以人性标准来评价文学作品的实践来看，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不好的。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