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清时的援墨注儒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个体生产者成为社会上活跃的经济主体，经济上的自足引发了精神上的自觉，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思想和学说来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而墨子提倡的平民意识等一系列主张正是代表着“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为《墨子》的重新振兴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基础，是《墨子》再度复兴的重要条件。张翰在他的《松窗梦语》中，描述当时商贾贩夫，“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追逐锚株之利至富的情状：财利之于人，甚矣哉……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鹜，犹自以为不足也”[15]。大量书籍被印刷和出售，客观上促进了书籍的传播，《墨子》一书也是其中的一种。据郑杰文考证，自正统年间《道藏》之《墨子》由张宇初编纂以来到崇祯时金堡、范方等评点《墨子》，在276年间，有文字记载的《墨子》刊、校、注、研究等著作共计28种。由于明人刊刻的序跋、评点较多，所以刊刻业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墨子》研究的拓展与深入[16]。明万历进士第一名、著名思想家、文献考据学家焦竑在《墨家小序》中认为：“墨氏见天下无非为我者，故不自爱而兼爱也，此与圣人之道兼济何异?故贾谊、韩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见俭之利而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殊不亲，此其弊也。”[17]焦竑有专门讨论义利关系的文章写道：“自世狠以仁义功利歧为二途，不知即功利而条理之乃义也。……一厚农一足国，桑大夫盖师其余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废也。藉第令画饼癖饥可济于实用，则贤良文学之谈为甚美，庸柜而必区区于此哉。”[18]对于义利问题，焦竑否定了墨家公利大于私利的主张，赞扬儒家义利并重才能使天下安定的思想。对儒家经典《易》将义利并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举了桑弘羊义利并重，辅佐武帝厚农足国的例子。指出施行墨家主张的后果是“取贫民则公利薄，而民去其业”。

对于《墨子》中的主张，宋濂持批驳的态度，“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者，固孔子之所弃乎?或曰，如子言，则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辟之，何哉?曰：为有二本故也。”[19]他认为孟子之所以弃墨是因为儒家中已有“二本故也”。相对于宋濂，陆稳的取舍恰相反。明嘉靖三十二年唐尧臣刻本，陆稳叙述了自己认识《墨子》的历程。他认为墨子“非圣人类也”、认为贾生“特言之过耳”，对韩愈谓其道与圣人相为用甚“疑焉”。他认为墨子之道“果异于自私自利之徒”，并认为墨子“其言足以鼓动天下之人尊而信之”，孔孟并称，“宜也”。他批评孟子，出于孔墨之后，“孤取天下之所尊信者辟而绝之，得无防其流欤?”[20]这与李贽反对传统思想，对《墨子》加以赞扬不谋而合。

相比陆稳，李贽与胡应麟的评说有点激烈。李贽认为墨子的救世主张是对的。“明言节葬，非薄其亲而弃之沟壑以与狐狸食也，何诬人，强人入罪为?儒者好入人罪，自孟氏已然矣”[21]。对于孟子辟墨给予讽刺抨击。胡应麟则认为墨家异于儒家，是因为要争一席之地，标立意，立心说。他认为《墨子》“盖其意欲与吾儒角立并驱，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统，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徒。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驯至儒墨之称杂然并立与衰周之世”[22]。汪中表达的观点在当时是最有反儒色彩。他认为墨子所倡学说与禹相同，并非“墨子背周而从夏”，并认为“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并对墨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23]给予了极高的赞赏。针对此种“不伦不类”，翁方纲讽刺攻击道：“有生员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又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24]。散文家兼词人的张惠言则认为墨子影响系“炒作”之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爱之说，虽他说悖于常理，不安于心者，皆从而则之，不以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诛其说而诛其心，被之以无父之罪，而其说始无以自立”[25]。

此外毕沅在《墨子叙》中亦曰：“世之讥墨子，以其节丧、非儒说。墨者既以节丧为夏法，特非洲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对墨家的非儒说进行批评，并嘲讽“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之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26]。这也是后世学者批判毕沅《墨子叙》的理由，即好以儒言附会。毕沅说与孙星衍不谋而合，孙在《墨子后序》中也表达了孔墨同出，且墨高于孔的思想，并对司马迁、班固等人对墨子的理解给予批正[27]。对于司马迁与班固“皆不知《墨子》之所出”，只有淮南王知之，“’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识过于迁、固。墨子有节用，节用，禹之教也。”[28]对于孟子批评墨子予以反击，评说还算中允。虽此四人为弘扬墨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毕竟是辞章之儒，他们的对儒墨关系的理解也流于表面，至多只能表达对墨子的敬意。

综上所述，由于乾嘉学人固守儒家的正统思想，很难跳出援墨注儒的藩篱。被认为阐释《墨子》比较大胆的汪中亦是如此。他只是把墨子作为一个解释经书，证明事例的工具，校注《墨子》时往往使用经书的路数来穿凿附会，如此以来难免错漏较多。这在清代学人的著作中多有评述，此不赘述。汪中虽然让沉寂的墨子及《墨子》暂时受到了重视，但孔墨在汪心中地位高低不言而喻。汪中虽给予墨子极高赞赏但亦未跳出援墨注儒的窠臼，更遑论张惠言等人了。清军入关后，虽然仍是孔儒独尊，但由于士人远离政治与民族意识的讨论，文人们主观上远离政治，他们著书立说，渐渐走上了循经求义的路子。不仅如此，晚清孔孟之学受到公开批判后，为了从传统学术中发掘救国良策，一些学者结合西方近代研究方法，对《墨子》中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思想学说进行归纳、分析和综合[29-30]，此种背景下《墨子》研究的发挥经义亦成为《墨学》研究史上一大特色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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