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天人相与”观，有助于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编辑老师为您整理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中华人文精神，希望帮助可以帮助到您。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 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是 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 趣的，主要是其文章，对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

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 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即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作为Humannism 的译词而被广泛使用的，它在中国新文学初期有以下几种译 法：学衡派胡先骕在1922年评论《尝试集》是译为“人文主义”; 周作人在1919年初的《人的文学》中译为“人道主义”;梁实秋 在《现代文学论》中则将其译为“人本主义”。其实这三种译法 恰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三个重要阶段：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然而，“人道主义”原本是人文精神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内涵，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阶段，是 强调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新发展，但它现在在中 国好像具有独立存在的含义，可被看作是人文精神的代名词.

人文精神指关怀人的精神，其核心应该是人，它是对人的关 切，有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有对人 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

中华人文精神就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种文化所形成的 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优良品格，其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行为方式和价值理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 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 现出的“天人相与”观，有助于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对 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的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观， 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和谐;在对待人与自身 的关系上表现出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身养性，避免了人 的肉体和灵魂、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的汪曾祺在创作中很自然地表现出这种中华人文精神，这 也就是他自称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的原因.

虽然汪曾祺在刚刚步入文坛是受过西方现代主义派的影 响，但是进入文学创作成熟期后他毅然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 传统。纵观其创作全貌，他的小说背景主要是他的家乡江苏 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他在这几个地方呆过.

“我的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 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 方的特点。”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受苦受难的下层小人 物，和尚尼姑、中小学教员、卖卤味的、药店伙计、挑夫、锡匠……汪曾祺用优美的笔致给与他们中国的传统美德，寄托着 作者所赞美的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中华人文精神.

汪曾祺是从情感上而不是从理性上认同儒家的“仁爱”思 想的。孔子的“仁”是以亲子之爱为人类学心理情感基础的， 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爱人”“泛爱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等仁学理想。这种讲人情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 神，是汪曾祺小说叙述的主要情感动力。这种“仁爱”的情感 倾向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构成其作品的世俗文化氛围、人 物行为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核。在《大淖记事》中，我 们看到锡匠们在十一子遇到水上保安队的非法殴打时，揭竿 而起，自动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在世俗的情谊中生发出一种高 尚的原始正义，而这种原始正义与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密切 相关，他们平时相互之间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作做活，工钱也 分得很公道，这其中联系着他们对于“仁爱”的理解，在他们 看来，人和人之间应该平等相处，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自己、 善待别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源自于儒家的“仁爱”观念， 汪曾祺不仅赞扬普通人重义、重情、爱人的美好情怀，而且对 于他们纯真自然的人性表现形式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同时对 那些不合理的人性形式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悲哀。《鸡鸭名 家》中的炕房师傅余老五是孵小鸡的能手，孵小鸡，对他来说 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高于生产之上的精神创造，在 孵小鸡的那几天，他“尊贵极了，也谨慎极了，还温柔极了…… 他聚精会神，身体的各部全在一种沉缅，一种兴奋，一种极度 的敏感中，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潮 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的缠绵怀春似的异样的感觉”。余老 五身上也有着一种母性，他体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