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是线的艺术，中华民族审美思维是线型的思维。线是一种能直抒胸臆、表现情感和体现艺术家个性特征的表现方法。线条的推移是一切书写线条都具备的运动特征，通过对线的疏密缓急的经营组织可以构成无限的视觉意味。汉字的线大多是相互穿插来形成整体，所以很容易形成一个个“回互飞腾”(项穆《书法雅言》) 、“八面点画皆拱中心”(陈绎曾《翰林要诀》)的这样一个交互性的空间，也易于和复杂的主客观事件形成同构效应。中国书法艺术正是将这些组成文字的线变成了一条条贯穿于宇宙与心灵的线，从而实现了从民族共同体的共性符号到体现个体生命的个性符号的超越。“在书法里，点线既是造字材料，又是抒情手段，是形式，又是内容。”

中国书法仅用这些有限的元素，要将其构成作为对比的处理，就势必要处理好构图中各个原件和元素之间的关系，例如点的大小方圆、线的长短曲直等的控制。将中国汉字书写过程中对二维平面组成元素的探索延伸到更广阔的二维空间艺术形式――中国绘画中，在画面二维的空间中对物像的位置、比例、虚实关系进行筹划。这无疑也是一个思维过程。而汉字本身即是中国人在二维空间中对点画挑选、组合、转换、再生，使之代表一定信息的产物。中国文字拆解成笔划、点线再重新组合的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绘画从一开始就不会像西方古典油画那样主要是采用写实的手法，强调的是与实景的一致性，包括空间的透视、描画的细腻、颜色的配合，无一不力求准确和完美，以具体的物象使人如亲临其境，直接感受现场的气氛和情绪。中国绘画力求以简单的线条组构出画家心中要表达的意象，它与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同出一源，最为强调意趣和境界，注重在宣纸上所表现出来的线条的力度和美感，透过墨色上的浓淡变化，结构上的对比呼应以及点、线条等元素所表现出来的拙朴、凝重或飘逸、灵动等，既反映作者在画笔上所凝聚的功力，表达作者创作过程的情绪变化，又能引起观赏者的强烈共鸣，将观赏者的思想带进创作境界中，形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而这种艺术思维方式在西方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出现。当塞尚有一天突然宣称“这个世界上的物体实际上都只是由一些基本的形体构成的。无非就是一些球体、圆柱体、圆锥体……”的时候，在远东的这块土地上这个使用汉字的民族已经默默地使用点、线这些元素自主营造了画面几千年。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西方艺术的这个划时代的转变是受中国艺术的影响而产生的，但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会激发出新的艺术观念及表现形式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其实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明“现代艺术”就一定比“古代艺术”先进，可是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每一次对古代艺术的复兴必定会给当代僵化的艺术注入新的活力。从古至今，汉字及汉字的其他艺术形式对中国以及人类其他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帮助，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不厌其烦地临摹古人的字，学习他们的用笔、结构、章法，其实也正是学习在画面上“安排”字。中国画家们一直攻画梅兰竹菊，甚至倾其一生，乐此不疲，也正是在锤炼笔墨，在“安排”画。对西方现代艺术而言，这一过程无外乎就是构成画面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

然而，汉字同样也有缺陷。哲学家李泽厚是这样解释的：“汉字的象形或形象性，不是抄录对象，不是通过感性来表达概括性的抽象……而是一种诉诸直感的形象记号。汉字具有融通性、多义性、暧昧性和不确定性。”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字母仅仅提供表音的功能，并不表形表意，它完全割断了与视觉形象的直接联系而成为一种单纯的记录语言的符号。由于受到这种单纯的记录语言的字母符号的频繁的、广泛的刺激，西方人的大脑更侧重于语言思维。西方人擅长于语言思维，具有精准性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也影响和制约着西方艺术。在西方古典艺术中，追求的是惟妙惟肖的形似描写。亚里士多德说：“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能引起我们的快感。”这正是西方人的审美观。正如扬?凡?艾克的代表作《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他用极其细腻的笔调，逼真地刻画人物及室内的陈设的质感、光线、透视，描绘得一丝不苟。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汉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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