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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从崔莺莺、杜十娘、李香君看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历程

[论文关键词]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主体价值

[论文摘要]元明清文学中女性的觉醒是普遍而深刻的。在这一漫长历程中，戏曲作品人物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三位女性爱情观的变化体现了女性觉醒的三个阶段，从她们各自阶段的个性意识出发，勾勒出女性觉醒的总体轮廓是递进发展，并逐步实现了女性的主体价值。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人性觉醒是元明清时期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反映，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爱情题材尤为突出。而元明清戏曲中三位光辉的女性形象——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爱情观的变化则揭示了元明清文学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发展轨迹。三位女性形象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特点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关于元明清文学中反映出的女性觉醒，妇女主体观念的增强，以前的研究者在评论单个作家作品时也多有提及。但都没有把它放在元明清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对女性的觉醒作一个宏观的总体把握。从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三位女性的纵向比较中，从三位女性对理想爱情追求的不同层次中，可以得出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的历史性的宏观结论。

《西厢记》(元王实甫作)、《牡丹亭》(明汤显祖作)、《桃花扇》(清孔尚任作)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典范之作。其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这里仅就三位女主人公对幸福爱情的理解和追求的层次及深度，来分析她们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西厢记》的女主人崔莺莺是相府千金，婚事早由父母之命，许配给门当户对的郑恒，但她与青年书生张君瑞一见钟情。这是人在自然天性基础上表现出的男女之间的爱悦，是对人性美追求的自觉反映。处在重重禁锢中的莺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礼教的束缚，一方面是青春的苦闷和对自由人性的渴望。所以在行动上她采取了“隔墙酬韵”、“月下听琴”等隐蔽方式倾诉爱恋。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内心热烈，外表冷静;夜间热情，白天“规矩”。以至红娘责备莺莺“假意儿”，但莺莺这支“出墙红杏”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最终战胜封建礼教，与张生结为美满夫妻。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莺莺性格中表现了一种新的爱情观念。

首先，是对“情”的肯定，追求有感情的婚姻。这是对传统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观的突破，是对个人主体意识的初步确认。

其次，是莺莺在追求理想爱情时，对虚名的否定。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西厢记》中两个莺莺作一比较。在送张生赴京赶考离别时，董本《西厢记》中的莺莺说道：“记取奴言语，必登高第，专听着伊家好消息。专等着伊家，宝冠霞被”。可以明显看出莺莺的功名心理。而王本《西厢记》的莺莺却嘱咐道：“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还抱怨道：“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又千叮咛万嘱咐：“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表现了莺莺只重爱情、不重功名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崔莺莺的爱情理想仍是“才子配佳人”，“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在爱情的追求上，莺莺并非处在与张生平等的地位上。在与张生私下结合时，莺莺说道：“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表达了男女之间在爱情上的不平等。莺莺在爱情追求中的矜持、犹豫、顾虑也都反映了刚刚萌发自我意识的封建妇女觉醒历程中的脆弱性和矛盾性。

所以说，崔莺莺在爱情追求中表现了女性觉醒的萌芽状态，是对自己主体地位的朴素肯定，是基于一种直观的、直觉的认识。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西厢记》的划时代意义：“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以莺莺的反礼教思想为起点，掀起了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狂涛巨澜。

和崔莺莺相比，《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要坚决得多，对生命的感悟也深刻得多。青春的觉醒、人性的觉醒表现得更集中，更鲜明。

在《牡丹亭》著名的“惊梦”、“寻梦”两折戏中，集中体现了杜丽娘人性的觉醒。这种觉醒源于她对生命的感悟。“惊梦”中表现了她对生命感悟的两个层次：空间感悟和时间感悟。“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香闺”是束缚杜丽娘人身的樊笼。久居香闺，像笼中的鸟，不能自由。杜丽娘从空间上深深感悟到生命所受的约束。“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牡丹虽好，却要受花期的限制，不能好花常开，美景常在。借花自况，表达了杜丽娘对生命的时间感悟。对生命的空间感悟和时间感悟引发了杜丽娘对生命的无比热爱，萌发了强烈的青春欲望，并且为实现爱情理想，开始进行出生入死的抗争。她对爱情的追求具有崔莺莺所没有的新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