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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周作人早期对新诗理论建设的贡献

论文关键词：周作人 诗歌理论 真实性 诗的效用：贵族化

论文摘要：周作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先驱者，他不仅以新诗创作的实绩推动白话文学的前进。同时对建设新诗理论也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诗歌要表达诗人的真实的情思，诗歌的“贵族化”理论和中西融合的诗歌发展之路。都是早期他对新诗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些理论使他成为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新文学运动的开初。是以诗歌作为文学革命的切入口的。诗歌的革命发端于清末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继而又有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言焉”。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后，以胡适、陈独秀为首的文学革命家们，打着“白话文”的旗帜，试图攻克文言文的壁垒。创造出新一代的白话诗歌。胡适作为新诗运动的带头人，曾明确提出“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U(FYP6)在他的号召下，不少诗人加入了白话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建设的潮流中。但即便如此，文学革命早期许多实验者所走的道路却是曲折的，许多作家在创作白话诗歌的时候，并没有摆脱旧诗词的束缚。真正冲破文言文的樊篱。用白话文写诗的只有周作人兄弟二人。朱自清认为他们才真正运用了白话文的语言和文法。走上了欧化的道路。周作人的<小河》发表后，引起了文坛的重视，评价甚高.废名甚至说周作人“有一个‘奠定诗坛’的功劳”。[2】僻’周作人在文学革命的早期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参与到白话诗歌创作的队伍中.以“欧化的白话语言”.真正做到了用西方逻辑化的思维方式与语言形式取代了中国古典诗的非逻辑化.为白话文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周作人还以一个建设者的姿态对中国新诗理论的创建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下面，我们将就其早期新诗理论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

从周作人在2O世纪2O年代初所写的一些文章里，我们可以窥见他早期对新诗创作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体现于他对诗歌应该体现作者真情的认识。早在1918年他就作文指出文学“应以真挚的问题.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0[31(在1922年的一篇为汪静之<蕙的风》所写的文章<情诗》中他进一步提出“诗本是人情进发的声音”，“诗是表现个人情思的东西”。这是周作人对诗歌本质的看法。他强调和看重的是诗歌在表达诗人感情时的真实性，正如他在<(扬鞭集)序》中所说的“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O【4]’这里所谓的抒情就是指抒发作者个人的真挚情感。他说：“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无论人家文章怎样的庄严，思想怎样的乐观，怎样的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做风流轻妙，或讽刺谴责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无论说的是隐选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见的执着主张派别等意见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人性，也即是他的生命。”IS]㈣)基于这种看法，他又进一步指出，为了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世间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诗人描写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世界上的事物都可以入诗，但其用法应该一任诗人之自由;我们不能规定什么字句不准人诗，也不能规定什么字句非入不可”。[5]”他甚至觉得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字句.只要符合诗人表达的需要都可以成为传情达意的符号。周作人曾经在2O年代与梁实秋发生过关于“丑的字句”能不能人诗的论争，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一切皆可入诗”的观点。这种观点为白话诗的起步拓展了极为广阔的空间，使诗人们在创作时能以最自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当时的诗坛，这样的主张和实验是完全有必要的。可以看出，周作人关于诗歌应该表达真实情思的主张其实也是与他崇尚自由、自然冲淡的个性密切相关的。

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这种真情实感也并非毫无修饰的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写进诗歌。周作人所强调的“真实”其实还包含了一种主观的选择，诗人在生活中的感受要经过一定的提炼加工才能用真挚的语言表达出来，好比一颗钻石要经过打磨之后才能体现它的光彩和价值，这样才能使诗歌更像诗歌。“做诗的人要做怎样的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什么方法，只能听他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个限制的条件，便是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思想”，[5](唧周作人打了一个比方：“譬如一团火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发出光焰，人的情思也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变成诗料……所谓某一程度，即是平凡的特殊化……诗人见了常人所习见的事物，若能比常人更敏锐的受到一种铭感，将他艺术地表现出来，这便是诗。]胛在这段话里，尤其应该予以重视的应当是“艺术地”几个字，它们精确的传达了周作人对诗歌创作的认识。所谓“艺术地”即是指对事实的提炼，是诗人在对生活有了一种敏锐的体察、并同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表达欲之后，使用恰到好处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思考.周作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好诗歌。真实的感情加上艺术地表现方式，这就是周作人最初探索新诗所得到的成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和追求，周作人的对五四白话诗歌的看法回归了传统的“言志”派文学，在后来所写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他也明确了自己的这种看法.虽然历来对这种看法褒贬不一，但是它在新文学刚刚起步的时候提出，也对其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正是因为有了对“诗歌要表达真实感情”的要求，周作人走上了反对过于强调诗歌效用的道路，在二十年代的一篇文章——<诗的效用》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诗的效用的看法。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先前的看法的补充.也是后来他所主张的诗歌“贵族化”理论的基石。在<诗的效用》成文之前，周作人的得意门生俞平伯曾写过一篇<论诗歌进化的还原论》，文中提到了托尔斯泰对于诗歌应当向善的主张，并声称他自己也受了这种影响.觉得诗歌应当表现人生，认为“诗底效用是在传达人间底真挚，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而结合人和人底正当关系”。他指出，可以入诗的材料很多，当然其中也有“不善的”，但是诗人在作诗的时候，是怀着一种向善的态度去创作的，而且还要使读者在欣赏了诗歌之后，怀着与作者同样的态度。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化多数人向善的”。[6](嘲但是这种看法却遭到了他的老师周作人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