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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逸周书》中周文王叙事视角的转变

论文关键词：《逸周书》;周文王;美德懿行;谋深虑重;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现存先秦典籍中的周文王形象多是美德懿行之君，神圣化文王形象的文学实践使文王形象的塑造带有模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逸周书》作为一部受忽视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先秦典籍，对文王进行了多维立体的刻画，在展示其文德仁政的同时，还凸现其谋深虑重的一面;在表现其对现实的忧患之外，还凸现其对后代基业的深切忧危。

周文王作为周代具有开创性功绩的君主，在周代的历史上以及周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后代人看来，文王之德是梦寐以求的王治之基，是圣君英主的楷模。正因为如此，有关文王的传说大量出现在先秦典籍中。《逸周书》中的文王形象，既有对“文王之德”的具体展示，从而让概念化的文王变得具体实在，又有对“文王之治”的描写，从而把高高在上的圣王还原到人间现实，凸现其治理国家的政治谋略。

一

周文王作为一位圣君明主，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只有把《逸周书》有关文王的记载和这个时期的其他相关文献相对比，才能充分显示出《逸周书》对文王所作刻画的文学价值。

最早把文王作为表现对象的是《诗经》，主要见于《大雅》，其次是《周颂》。《大雅》《周颂》有些诗篇是对文王之德进行概括性的赞美，《文王》篇称“亶亶文王，令闻不已”;“穆文王，于缉熙敬止”。《维天之命》称“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维清》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这些赞美诗句把文王描写成美德懿行的化身，是后人效仿的楷模，但没有涉及具体历史事件。《绵》诗末章叙述“虞芮质厥成”，周文王化解虞、芮两国的诉讼，但没有具体展开。《皇矣》对文王伐密、伐崇有详细的描写，同时又写道：“帝谓文王，不大声以色，大长夏以革。”把文王写成不追求声色之乐、不依仗武力称雄的圣君，仍然从文德方面对他加以颂扬。

《诗经》对文王所作的文学表现，为后来刻画文王形象奠定了基础，也确立了描写文王作品的基本走向，那就是以展现美德为主，而以叙述事功为辅。所展示的美德主要是文德，对事功的叙述也要彰显文德。先秦多数文献对文王所作的文学显现，基本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彰显文王。

第一，把文王写成孝子，叙述他对父亲王季的孝行

儒家后学根据当时的孝规而创造出来的故事，把文王描写成对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孝子。《礼记·文王世子》开头一段记载：“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日：‘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日：‘安’。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日：‘末有原。’应日：‘诺。’然后退。”他不但朝省昏定，而且中午也要对父亲加以问候。他对父亲的孝顺发自内心，而付诸具体实践，在生活细节方面体贴入微。

《战国策·魏策二》有另一则历史传说：“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棠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日：‘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繁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于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其中的“棺之前和”，指棺两端的木板，和，合的假借。这则历史传说还是突出文王的孝心，他对父亲生前尽之以孝，死后亦尽之以孝，是一位典型的孝子。《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既然文王被视为美德的化身，因此，也就自然要把他刻画成大孝之人。

第二，文王是仁爱之人，对人充满爱心

文王的爱心具有普泛性，先秦典籍对此有多处记载，《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文王谓武王日：‘女何梦矣?’武王对日：‘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日：‘女以为何也?’武王日：‘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日：‘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这则传说带有神秘色彩，所述文王、武王的寿命并无历史根据。文中展示的是文王的爱心，他甘愿把自己的年寿减少三岁，让武王多活三岁。对于王季而言，文王是孝子;对于武王而言，他又是一位慈父。

至《吕氏春秋·制乐》，文王则把这种爱心广施到周国百姓：“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日“请移之”。文王日：‘若何其移之也?’对日：‘兴师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日：‘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师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日：‘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韩诗外传》卷三也收录这则传说，可见是流播很广的故事。文王在面临死亡威胁之际仍然充满爱心，他之所以不肯以加固城墙的方式免灾，就在于这是劳民伤财的举措，他不愿意用百姓的辛劳来延缓自己的生命。他灭灾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惠民利国，是对各类人群施恩。

为了突出文王仁爱之心的广度，《吕氏春秋·异用》还记载了文王更葬死人骨的故事，这则传说又见于《新序·杂事五》。故事结尾通过天下之人的赞扬：“文王贤矣!泽及髓骨，又况于人乎!”展示出文于的爱心。他对枯骨尚且充满关爱加呵护，对于生人自然是倍加关爱，保护他们的生命。

第三，宣扬文王的仁政

《孟子》对文王仁政的宣扬，可谓不遗余力。《粱惠王下》写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这里寄托的是孟子本人的理想，他把文王说成是仁政的身体力行者，是一位与民同乐的圣君。

《孟子·离娄上》还写道：“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日：‘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日：‘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孟子极力渲染文王所具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通过伯夷、姜太公归附文王的事实，用以证明文王推行仁政所收到的良好效果。其中周文王重用姜太公一事，在战国时期成为美谈，《战国策·秦策五》写道：“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王用之而王。”周文王、姜太公传说，寄托了士人所向往的圣主贤臣遇合的理想，同时也是文王仁政的体现。

综上所述，先秦许多典籍所出现的文王形象，是以文德仁政著称，其核心价值是尚仁。虽然上述传说出自不同学派，但都突出文王的美德懿行，而对他建功立业的叙述则居次。

二

《逸周书·文传解》记载文王传授武王治国纲领，提出了自己从政心得：“厚德广惠，忠信爱人。”即君主必须要有厚德于内，要广施恩惠于外，做人讲究信用，要存爱人之心，这是文王为君从政的根本。钟惺在《周文归》中称其为“八字心传”。这个评语言简意赅，是文王为君形象的写照，浓缩地显现出文王之德的根本所在。

在文王看来，为政的关键在于君主，君主的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所谓“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因此，文王特别注重君主本人的身体力行。《逸周书·大匡解》开头一段如下：

“维周王在酆，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于大庭。”文王在灾荒发生后，先是向所统辖地区发出抗灾号令，得到广泛响应。紧接着在大庭召集群臣商讨应对策略。大庭是重要的议事场所，孔晁注云：“大庭，公堂之庭。”陈逢衡云：“朝于大庭，询国危也。”文王召集的人员众多，有掌管国家事务的重臣，有具体执行管理事务的府吏，从议事的地点以及人员阵容可以看出文王对于灾荒的重视态度。

文王详细了解国家治理中方方面面的事务，周全而细致地询问13个方面的弊病。在询问国家存在的这些问题时，前6个问题是从行政事务方面来切入，后6个问题是从具体的生活层面来着眼的，最后以水旱之灾收尾，其用意是探寻产生荒灾的原因，思考应对方案。文王所询问的这些事情，都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对政务了如指掌的君主，不可能提出如此众多的问题。提问本身就显示出政治家的风范，是治国有方的明主。《管子·问》篇专门列举君主所应询问的事项，多达百余条。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询问，是君主治国理政的政要方式，《大匡解》中的文王，就是善于询问的明君英主。文王针对灾情所作的询问深入细致，他所采取的抗灾措施也很有力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禁奢尚俭。《大匡解》通过具体的描写，展示出朝野上下厉行节俭的景象。“及期日，质明，王麻衣以朝，朝中无采衣。”麻衣白色，《诗经·曹风·蜉蝣》有“麻衣如雪”之语。身穿麻衣，是用素服表示遭遇灾荒的悲哀。《周礼·春官·司服》：“大荒素服。”《礼记·玉藻》：“年不顺成，天子素服。”文王去掉平时的彩衣而身穿素服，朝廷大臣同样如此。《礼记·玉藻》称：“非列采不入公门。”这是正常情况下的规定。由于面临灾荒，文王和大臣都身穿素服，是以节衣的方式抗灾。除了节衣之外，还有缩食措施：“入食不举，百官质方，口不食餐。”《周礼·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备食。”平时周王进食须杀牲盛馔配乐而行，《周礼·天官·内餐》郑玄注云：“，割烹煎和之称。”贾公彦疏云：“饔，和也。熟食须调和，故号日餮。”百官在走访询问乡人、考究灾荒原因之时不得食用制作复杂的熟食。文王首先从自身以及拥有俸禄的大臣出发力行节俭，饮食皆降低级别，一切从简。文王从祭祀、装饰、用乐、饮食、劳作、外交礼仪、丧事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覆盖吉丧嘉宾多种礼仪，并且多数以禁令的方式出现。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出现的是举国上下一致抗灾的场面，正常的娱乐、修饰、享受，都压缩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