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受到“优待”的私塾里,在他母亲晨喊夜陪的严厉督促下,小胡适顺利的完成了他九年的家乡教育,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论语》(朱熹集注本)、《诗经》(朱熹集注本)、《大学》(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易经》(朱熹集注本)、《礼记》(陈 注本)、《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4]等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国古代哲学着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5]这些经史典籍的熟读,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较为系统的旧文的基础。这些由朱熹注的书也使他“陶醉”于宋儒之中,以至于“觉得对于《四书》、《五经》一直由朱熹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6]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是从崇拜程朱理学的根苗。这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起作用的。由于幼时秉承了家乡的程朱理学遗风后又在学堂读了朱子注本,这为胡适开拓了治汉学的路子。基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另一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出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学开拓了了道路”。[7]

在私塾里胡适还得到了一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的儿童生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8]的小说。这一时期他一共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这些大量“白话小说”的阅读,使得胡适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并且“在几十年后”于他“都是很有用处”。看这类小说的另一好处便是帮他“把文字弄通顺了”。他后来也说:“《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帮助。”他不但要看这些小说书,还要把其中的故事讲出来给自家姊妹听。这样就逼着他“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以至于他到“十四岁来上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得很像样的文字了”。[9]这就使胡适在无形中得到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他后来倡导白话文和考证小说早早打下了基础。

在上海六年的“新学”教育中,胡适仍继续坚持自习“汉学”,而且还特别“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及“宋明理学的书”。[10]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就对胡适“虽自幼进新式的学,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而大加褒扬,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在他治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作用。海外的七年求学之中,胡适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图在学问上融包古今,贯通中西。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与文学特别留心,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了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对裴 “崇有论”,范缜的“因果论”的认真检阅,对宋儒注经的公正评价无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史自觉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还专门排列出了一个现代哲学研究系统的纲目。文学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他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主要见解已经相当成熟。他对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文学实际主义”创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发出他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学专论(见1915年8月18日日记)。

当然,生在徽州的胡适,不可能脱离皖学派对他的影响。朱熹、戴震、吴敬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对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学,对吴敬梓的敬仰使他顿悟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是影响他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作专门的论述。

胡适对于国学所取得的坚实基础无疑成了他以后治学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没有如此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治学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二、新知识、新思想接受与丰富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气象峥嵘。这一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是胡适在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此时少年的胡适正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着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营养。

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受到了当时“思想很新”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很大的影响。他曾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当时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以后,这几个字几乎成了胡适终身奋斗的目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还用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作教本,而且出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1]的很新颖时髦的作文题。这对于胡适思想上启蒙的影响可谓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杨先生对于胡适,不仅传授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为其新思想、新知识的接受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读完赫胥黎《天演论》时,胡适的思想随之受到了震动,这震动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也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13]后来,正是由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合而为一种方法论。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正是这种“进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学理的输入,才使胡适能够写下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示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14]的。可以说,赫胥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学说直接启迪了他的治学思想,使其能够从一个新角度、新手法对中国学术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产生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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