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许多助手，从早期的陈少白、陆皓东到中晚期的黄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孙中山陈友仁关系初探。

陈友仁是1917年后才追随孙中山的，无论是时间还是资历，都不能和那些老助手相比。但他熟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法律，有高超的英语水平，洞察力也极敏锐，因此他一加盟即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并一直随其左右，这是孙中山助手中比较特殊的一个。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期待能借此而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对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满意，于是陈友仁就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注：《申报》，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顾问，实质上却“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的。陈友仁不负重望，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和举行过记者招待会”(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79页。)，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当收回山东主权无望时，他又提议中国代表团退出和会，以示抗议(注：陈一文(陈友仁嫡孙)：《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对于此问题固自有最高之见解，即如陈君代表中国之呼吁，以中国所受之不公道置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后，实具有卓识。盖彼之呼吁以正义为先，而利益为后，诚有见夫大者”(注：《申报》，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国民党在对美外交中崭露头角。陈友仁的表现令孙中山非常满意，从此对他更信任了。

孙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屡屡受挫。陈友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认为苏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国寻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为它的联合对象，因此“国民党应该向俄国人寻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这对国民党和苏俄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陈友仁不但积极向孙中山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孙中山“联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