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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

201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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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代的僧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了印度本土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求法僧,最杰出、最有成就的,公推法显、玄奘和义净,其中法显的年代最早。《法显传》是法显唯一的著作,写成于他归国后不久。法显的事迹今天能为人所知,绝大部分亦依赖于此书。但此书的价值,不仅仅限于记述了法显个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最早以实地的经历,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记载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部分也包括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一部杰作。与它同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有类似法显的经历,或者写有类似的书,《法显传》因此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这种地位和价值独有而不可取代。

今年是法显赴印求法归国的1590周年。为了纪念法显,同时推动对法显与《法显传》的研究,本文拟就一百多年来《法显传》研究史做简要的回顾和考察,在某些问题上,也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一、19世纪以前

法显从印度及斯里兰卡归国,义熙八年(412)在青州长广郡牢山即今天青岛的崂山登陆,第二年到达当时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在建康,法显写成记载自己求法经历的《法显传》,写成的时间大约是在义熙十二年(416)。

《法显传》写成后,似乎一时流传颇广。这在稍后编成的佛经经录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1] 流传的范围,虽然主要是在佛教徒中,但不仅限于佛教徒。就佛教方面而言,当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高潮时期,《法显传》是法显印度旅程的亲身记载,既为中国人增加了有关印度和印度佛教的知识,也正好可以作为其他打算西行的求法僧的参考。如果讲到对《法显传》的研究,佛教徒之外的学者则似乎做得还多一些。最早的一位,现在知道的,应该是北魏的郦道元。郦道元撰写《水经注》,广采群书作为资料,其中有不少是佛教徒的著作。佛教徒的著作中,就有《法显传》。《河水注》中,引用到《法显传》有二十多处,大多与北印度有关。《水经注》一书,使用材料之丰富,考订推理之精到,语言叙述之优美,一千年来,一直让人赞叹不已。史称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法显传》当时大概也可以算是“奇书”之一。郦道元书的成就,此处无需赘言。[2]

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样,《法显传》也收入了清代编成的《四库全书》中,归入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收入释家著作很少,地理类只有这两种。

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的《法显传》称作《佛国记》。两个书名,早已存在,可以互通。《四库全书总目》有馆臣撰写的“提要”,这段提要,代表了19世纪也包括此前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对《法显传》一书整体的看法或者说研究水平:

“《佛国记》一卷,内府藏本。宋释法显撰。杜佑《通典》引此文。又作法明。盖中宗讳显,唐人以明字代之,故原注有“国讳改焉”四字也。显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还到京,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是书。胡震亨刻入《秘册(汇?)函》中,从旧题曰《佛国记》,而震亨附跋,以为当名《法显传》,今考郦道元《水经注》引此书,所云於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以下八十九字,又引恒水上流有一国,以下二百七十六字,皆曰《法显传》,则震亨之说似为有据。然《隋志》杂传类中载《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不著撰人。地理类载《佛国记》一卷,注曰:沙门释法显撰。一书两收,三名互见,则不必定改《法显传》也。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又于阗即今和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然六朝旧笈,流传颇久,其叙述古雅,亦非后来行记所及。存广异闻,亦无不可也。”[3]

实事求是地讲,馆臣们写的这段提要,对《法显传》撰者姓名的辨正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的考订,都做得不错,大致也都到位。但讲到于阗一地的的情况,就完全外行。于阗即和阗,曾经是西域道上佛教最为盛行的地方。于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这句话,暴露出当时的馆臣们对边疆或者说域外历史的浑然无知。接下来馆臣们又以当时刚编成的书《钦定西域图志》为依据:“《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这就更使人为馆臣们惟“钦定”是从的态度感觉到悲哀。至于对“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的批评,也有些勉强。看得出来,馆臣们实际上不太明白这里讲的“中国”和“边地”究竟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