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给全国带来一场“政治沙尘暴”。戈壁油城从此飞沙走石天昏地暗。6月4日，玉门石油局机关报《石油工人报》在毛泽东诗句“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通栏标题下，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声讨王鉴之的长文《是民主人士，还是反革命分子？》文中除了“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狗特务”“玉门石油局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之类大帽子和“乌龟王八蛋、孽种、蠢驴”之类谩骂外，并无实际内容。谩骂加谣言，没有任何辩解的可能，却足以形成对王鉴之的致命一击。
　　五年后，玉门石油管理局革委会（73）189号文件的结论中，把王鉴之的几个历史问题说成劣迹（不再以罪行论处）：“中学时期参加甘肃省伪三青团和伪教育厅联合举办的夏令营”，“听取过伪三青团中央团部副书记长郑匪惟棻的报告”，最重要的是“参加过重庆大学生反苏大游行”。
　　美、苏是帮助我国战胜日本法西斯的盟国，抗战结束后，两国都在我国驻扎军队。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国大兵强奸女大学生的沈崇事件，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各大学纷纷组织反美大游行，王鉴之积极参加游行示威。
　　苏联在东北驻军频发强奸案件，王鉴之参加过重庆大学生抗议苏军暴行游行，也随同师生到行政院请愿。游行请愿，除了抗议暴行，还涉及了要求盟国撤走驻军，归还军事基地等政治诉求。这些诉求，表达了主权国家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美苏两军败类凌辱中国妇女，政府软弱无能、不履行保护人民责任而激起的呐喊抗争，本是热血青年的正义之举。1949年后，即使在执行“一边倒”国策时，也没有把这些作为罪责看待，大不了在当事人档案里，记上一笔：“历史清楚，有错误言行。”谁能料到，它却为“文革”中进行大范围政治迫害留下了伏笔，许多像王鉴之这样正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挑大梁的知识分子，因参加反苏游行付出沉重代价。

“文革”时期的逻辑是，苏联已沦为社会帝国主义，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反对现在的苏联是正义、是革命。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社会主义老大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反对过去的苏联就是反革命。抗战胜利后，在国统区参加反苏游行，被上纲上线成历史反革命行为。参与这类活动者，“文革”中都遭到迫害。
　　王鉴之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还有更深背景。
　　《大漠无情》记载：“文革爆发不久，江青在一次集会上公开点名说，原资源委员会起义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潜伏大陆的行动。此后，遍及全国的原资源委员会起义人员几乎一夜之间无一漏网地被揪上斗争台。重要人员被投进监狱，许多人被逼自杀身亡，家属受株连的不计其数。”一直以来，参加起义的科技人员和职工都以留用人员对待，实行内控使用。现在，“留用人员”又被钦定成假起义真潜伏特务，功过是非完全颠倒。当事人和知情者话语权被彻底剥夺，指鹿为马或者指马为鹿，强权者想说什么是什么。起于何时，多少人生杀予夺全在“旗手”一言，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王鉴之更是在劫难逃。
　　群众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春风化雨》一书中写到，王鉴之被诬为特务后，一夜之间被活活打死。王的妻子也因丈夫的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精神失常了。就连他不满13岁的小儿子也以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
　　看到枪械流入社会，群众组织武装割据。王鉴之对友人说：“凡是武斗的地方，都是支左有问题。”因此被听者揭发。一句切中时弊的大实话，激怒了石油局当权者和支左军方，被上纲上线成为“国民党狗特务”的现行罪恶，对他及家人迫害随之升级。
　　王鉴之大女儿亦凡说，她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是1967年6月3日，万人批斗大会会场。父亲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头被按下，两臂架起，身体折成九十度，无法看清面容。
　　6月5日中午，王鉴之被看守押着往局机关走去，路遇放学回家的大儿子亦伟，擦肩而过瞬间，他对儿子说：“好好上学，不要乱跑。”（夫妇俩都在牛棚，几个孩子在家无人管护）亦伟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路遇竟是父子永别。父亲匆匆一句叮咛，成了留给家人最后遗言。
　　关于王鉴之的死，不同时期玉门石油局的结论分别是：

这张全家福，背景是王鉴之居家的小楼。从这栋十二套房屋的小楼，走出了多位共和国部长。也走出了王鉴之不幸的一家。照片上七个人，文革中三个成了反革命，王鉴之、苏启哲和他们的小儿子王亦平（前排左侧）。

玉门石油管理局革委会（73）189号文件：“清队中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而自杀，其行为是错误的，决定按正常死亡对待处理。”
玉门石油局党字1978年074号文件：“王鉴之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清队中，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在有逼供信的情况下，于6月7日不幸逝世。”
玉门石油管理局七八年度政工会议纪要：“局机关曾一夜之间活活打死原地质室主任王鉴之。”
　　回到事实真相竟如此之难。
　　作家马镇谈玉门石油局“文革”，说了这样一句话：“被歪曲的历史后面真真的是淋淋鲜血。”（见《大漠无情》）
　　据1978年12月12日《石油工人报》的长篇通讯《十年沉冤得以昭雪》报道：“吴震权（原副总地质师）谈到，对于王鉴之的死，他可以作半个见证人。他说，1968年三月起，我和王鉴之等人被关押在局机关的专政指挥部同一间房里。六月六日晚上，王鉴之拿着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去找局机关军管组，天色很晚了还不见回来。深夜一点左右，我们几个人都被一阵阵惨叫声和皮鞭声惊醒，侧耳细听，听出是王鉴之的声音，心都一下子提了起来，为王鉴之惨遭毒打而心痛。清晨五点左右，我们走进昨夜鞭声、喊声不断的房间，看见王鉴之脸色苍白地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我们把他抬到住处，他就开始抽风，不久就死了。王鉴之一死，局机关门前（其实全城都是）马上就刷出了‘狗特务王鉴之畏罪自杀’的标语。其实，这都是掩人耳目的伎俩……对于王鉴之死的真相，多年来我一直不敢讲，讲有什么用呢？我头上还戴着帽子，身上随时都会遭到棍子的袭击，再说两个证人也不在了（另外两知情者也相继死去），我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更何况有些‘英雄’们还在台上坐着，我说了有谁肯听，又有谁能给王鉴之申冤呢？”

王鉴之热爱生活，性情洒脱，衣着考究、喜好美食，爱收藏唱片画册、集邮、阅读翻译小说、打乒乓球、摄影……他被折磨死后“王鉴之对抗运动畏罪自杀罪不可赦”之类标语贴满玉门城时，多数人对这类谎言嗤之以鼻。但红色恐怖笼罩之下，谁敢仗义执言？
　　王亦平在访问多位当事人和知情者后，写成《关于我父亲王鉴之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害情况的简述》上诉材料，其中写到：“六月七日凌晨一点钟，在关押他们房子的隔壁，开始了审讯拷打。局机关军管代表曹某在走道里走来走去，一边问：‘招了没有？’‘没有招，他是属核桃的！’此间，不时传来我父亲的惨叫声：‘你不要打了，我招！’打手的声音：‘招三个字。’父亲招不出来，他们又接着打，父亲还叫道：‘刘某某你不要打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事情就发生在隔壁，所以与父亲同屋关押的吴震权等三位同志都听的比较清楚。这种折磨一直持续到五点多，惨叫声也越来越微弱。五点多时，曹某叫起吴震权等让他们去抬人。只见父亲躺在地上，面无人色，艰难地喘着气。把父亲抬到房间时，他连声叫：“喝水，喝水！”吴震权出去倒水，水还未倒上，就听同屋的某人说，快！人抽风了。此时，父亲似哭似笑已丧失了意识。彭某赶快做人工呼吸，吴去报告。不一会，来了大夫，拿着很长的针管，打了一针强心针，针拔出来后，父亲瞳孔已经放大，送到医院时，人已停止呼吸。天亮后，吴等人被叫去给父亲穿衣服，去时带着席子、麻绳。去时见到我父亲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腰际衣下大腿上被打得皮开肉绽，衣裤粘在肉上，皮肤呈猪肝色。”

“三天后他们（专案组）的人又将我母亲拉到太平间，拧起她的胳膊，反剪双手，指着父亲额头左上方黄豆大的一点红斑说：这就是狗特务王鉴之自杀的致命伤。不许（母亲）靠近一步，不许哭喊，这就是遗体告别。”
　　“后来，由看守李某带领五个人，用汽车将我父亲的遗体运到市区东三公里半公路拐弯处的一处比较低洼的地方，扔进一个约一米深的坑中，用两条被子裹身，一件毛衣遮脸，草草洒些石沙就走了。父亲的尸体至今没有找到。”
　　有个姓宁的技术人员有机会接触到专案组的机密，得到一张王鉴之遗体的照片。据他说除平常露在衣外的面部和双手，照片上王鉴之的浑身肌肤全是黑色。后来，宁被打成“5·16”分子，关进牛棚之前，急忙把照片销毁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像王鉴之这样惨死的何止千万。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情感，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高贵的部分，无不被蔑视，被撕裂，被践踏。“非人”地生存成为普遍现象。有人不能保证起码的安全需求，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有人不愿对同类付之一星半点恻隐之心，成了嗜血逐腥的鹰犬。千万个家庭笼罩在恐怖压抑之中。
　　苏启哲从1966年夏被实行群众专政，69年带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直到78年冬天重见天日，噩梦整整延续了12年。批斗，谩骂，殴打，苦役，是随时随地有可能得到的“政治待遇”；家里的灾难也一个接着一个，母亲去世，丈夫遇害，幼子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