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和奈格里将"帝国"视为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的政治形态维持其世界秩序的唯一形式,对列宁进行了超越帝国主义的解读.他们指出,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上的现代帝国主义,向附属国疆域延伸其权力导致了世界战争和冲突.而在金融垄断资本时代,帝国的权力结构和表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改变,金融资本的自由化流动成为资本主义权力的主要表现方式,以主权为基础国家机器也发生了适应性的转变,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私有化、市场化进程为金融资本的输入建构了开放的商品和资本市场平台.从 20 世纪70 年代开始,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成为资本逻辑的主要特征: "一方面,廉价资产的释放为吸收剩余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最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手段."金融资本在空间中的流动具有灵活性和易变性,对于剩余资本的吸纳和释放重新为资本积累的发展中心划定了势力范围,使帝国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变得模糊,去中心化的"混合构造"、"网络权力"成为帝国主权的表现形式,"支配性的民族国家、主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超国家的机构以及其他的全球权力都是这个帝国主权网络中的节点,它们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方式来一起运作".

"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取代工业生产的霸权,构成了帝国的本质: 即建立在权力、财富等级差异基础上的创造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其中包括符号产品、形象工业等"脑力或语言的劳动",以及建立在幸福、满足、兴奋基础上的"情感性的劳动",金融及其衍生工具等虚拟经济部门的产品不过是"非物质劳动"范畴的一部份,莫利兹奥·拉扎拉托对于"非物质劳动"的界定更加直观,即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到 70 年代法国消费文化批判理论,非物质劳动及其产品的创造性发展,对于资本不断突破其自身的界限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鲍德里亚运用符号学方法分析商品逻辑,商品的符号价值超越其使用价值,具有社会身份区分和差异化的功能,充斥在流通、消费领域中的符号产品在跟本上加快了资本流通和周转的速度,更加符合马克思所谓"资本零度流通"的临界点."非物质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商业交往模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使资本逻辑和市场化原则渗透到人们的情感、智能和生命体验等深层领域.

在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重新分解、整合了全球范围的劳动分工,并形成了网络般的、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与合作关系,资本这张巨网将世界上的每个角落紧密地互锁在一起.在本质上,它"不仅仅是一种资本'吸纳'以及扩张至全球市场的经济方式,更是一种资本支配和治理社会以及控制人的'内面'的权力方式".即资本支配权力的触角已经走出传统的工业生产领域,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渗透和控制,一方面加强了资本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也在塑造着反抗这一霸权的历史主体."非物质生产的霸权造成了劳动的更加抽象化,它也意味着劳动的更高度的社会化.这种不断地创造共性以及不同的劳动生产方式的趋同过程减少了区分种种劳动者阶层的质的差别,因此为我们称之为'大众'的劳工创造了一个共同政治规划的条件."与其他对帝国本质进行指证的学者不同,在《帝国》中,奈格里回应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辩证逻辑,即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也达到了自我崩溃的边缘,他从福柯的"生命政治"框架中探寻建构革命主体的可能性,正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所推进的高度社会化网络,孕育着新的历史主体,是迫使其解体的爆破点.奈格里在资本逻辑之网的背后发现了"一项后社会主义的纲领",它意味着依照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建构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策略不再适用,"它的首要任务是要创立包括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新的民主概念和民主体制,并将之与争取平等相结合……,世界许多地方出现的反对帝国的支配性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运动是非常丰富且有前途的".

奈格里等左翼知识分子对于垄断金融资本帝国本质的判断,以及对于未来之可能性路径的探寻,在资本逻辑全面渗透社会关系的全球化进程中,无疑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虽然很多学者指责其历史主体生成与革命方案的乌托邦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其对于资本内在逻辑的把握是非常彻底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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