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存在一直被概念地当做一种“超现实的物”。然而，这种超现实性并不只是唯一地限定在某一物质上，货币对象物的具体形式究竟体现为黄金、银、铜还是海贝、豚牙或现代的纸币等等的物质形式上，其首先在历史上就表现为一种偶然，而这种偶然性，又强烈地透出不同文化实存的决定关系。

在中国早期多民族部落群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的过程中，货币的存在一方面体现在不同的实物形式上，另一方面，黄金虽然成为货币存在的最早形式之一，却未能成长为中国多民族经济中的货币主导形式。这充分表明，符号货币本身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物理特性来告诉人们，这种货币提供什么质量的货币性服务。“因此，如果仅从现代经济学中的特定物质的物理性质或经济性供给的角度去理解货币的不同形式的存在，是极其片面的。由于其对文化解释的严重缺失，使对货币存在和发展的研究方向出现了片面的趋向。”

可以看到，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是在货币的符号形式上得到完全实现的。但也正是在这种形式上，货币展现出了它的社会性质。货币，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从而作为物体化的财富，曾在炼金术中被人追求。而黄金作为人们最先知道的金属，在人类进步的最初记录上，被认为是人类状况的尺度。但是，人们并不能在黄金的物质化学结构上发现其价值，而正是其象征价值使黄金的客观特性成为了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同时，一方面，黄金的生产“只需要人的最粗笨的劳动，既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发达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它既不作为消费对象来满足直接的需要，又不作为要素加入生产过程，因此，仅从劳动或商品的意义来认识金银成为货币或其象征材料的存在是不充分的。

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货币分析视野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启示：货币的存在可能并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即便对当代的货币理论来说，这一分析视野也具有启示意义。众所周知，最具纯粹符号象征意义的货币形态是纸币。因此，在纸币这种货币的社会存在形式中，波尔·爱因齐格在《原始的货币——从民族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所表达的“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身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货币的有关经济人类学解读，我们可以断定，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类型与历史上的其他文明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波郎尼通过引用和分析马凌诺夫斯基等人的大量人类学素材，指出：在其他的文化形态中，物品的生产与分配制度等所谓的经济现象，其实是“嵌合”在整个社会制度当中，并且是属于从属的、相对次要的位置。

事实上，对于历史上的很多其他文明来说，交换行为根本上就不是像西方以货币为基石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类型那样，而更多的是根据亲属关系、政治的或氏族的权利与义务来进行分配。在其他文明历史上的经济生活中，尽管也有市场及其贸易行为，但是市场本身并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支配性的核心地位，而是边缘化的、附属或服务于其他重要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从根本上说，“人的基本生计和权利是作为一个氏族成员的道德权利而被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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