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经济阐述经济实际上是嵌入在什么里面来深化这一“嵌入”论点。

关于国家与经济(1)的关系，在市场分配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形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奉行市场分配理念的人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在最小的政府“干预”下才能运转得最好，而其反对者却坚持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公共品供应方面的重要作用。经济社会学和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对这种二元论形成了挑战，提出了国家与经济(1)互构的思想，即经济是嵌入在社会和政治结构里的。美国经济社会学家弗雷德·布洛克和彼得·埃文斯(Fred Block and Peter Evans)在《国家与经济(1)》(The States and the Economy)一文中延展了经济与国家互构的思想，他们通过阐述经济实际上是嵌入在什么里面来深化这一“嵌入”论点。他们的观点是市场经济嵌入在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被国家建构，同时也建构了国家。

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归结为三个一般性命题:第一，国家与经济(1)并不是分析上的互不相干的自治领域，而是相互构成的活动领域;第二，国家和经济都是嵌入在有其独特的制度性结构的社会中的，而且这种嵌入性在经济和政治结果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三，这种嵌入性是动态的，它经常被那些重构了国家与经济(1)交叉方式的制度革新所改造。简而言之即认为发展上的成功和失败都应该根据市民社会、经济与国家间的协作或缺乏协作来理解。他们通过分析发展中和转型期社会、发达的福利工业国家以及超国家的经济管理机构三个主要领域的发展案例来证明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性。

他们首先对市民社会进行了界定，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从同业公会和友爱组织到工会、抗议运动、政党及公民在其中形成他们政治偏好的公共领域，其实质是拥有建立在亲属、邻里、种族、宗教、阶级及其他一致性之外的联合性关系的人的活动。他们认为，这些个人同时也是经济活动者和政治活动者，在两个领域中，他们都依赖于最终建立在互动秩序基础上的规范性意义，这就通过市民社会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了。市民社会被法律和其他的政府活动深深地渗入，但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也保留了充分的自主性，市民社会对政府的权威设置了清晰的界限和约束。作者认为，一个包括联合性关系和规范性意义的稠密的市民社会在经济和国家的有效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也反对那种认为加强市民社会和产生更多“社会资本”就足以解决社会问题的观点，而是认为如果缺乏有意义的社会变革的话，仅仅是加强市民社会的策略便会落空，因为嵌入性通过制度创新而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主要发生在市民社会中，通过建立一些新的联盟或制度以实现经济活动上的组织或合作;有时候，创新来自国家或通过国家中的行动者与市民社会中的行动者的合作来实现，所有这些革新都倾向于重新调整国家与经济(1)的关系。简而言之，市场经济活动要依赖于法律和政治结构，而国家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受市民社会的影响，所以经济通过嵌入进市民社会而与国家发生联系。此后，作者通过考察发展中和转型国家、发达的福利工业国家和超国家的经济管理机构三个主要领域的发展案例来揭示市场与国家通过市民社会及制度革新相结合的机制，进而得出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间的互构使发展成为可能的结论。

作者把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称为发展中国家，也即创造了“亚洲奇迹”的国家，它们的成功在于把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嵌入性自治”的形式结合起来，同时集中致力于发展国际市场，从而在维持私人经济精英自主性的同时发展出了跟他们的紧密联系。国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关键的现代基础设施中的投资、提供福利性补助及针对国际竞争的提供选择性保护，国家与经济(1)通过市民社会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发展上的奇迹。转型国家的案例主要来自俄罗斯、中国和越南。前者是作为失败的典型提出来的，苏联采用“休克式疗法”在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与政治结构之前便把西方市场规则强加给俄罗斯，结果不但没有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反而引起了一次犯罪行为的大爆炸，这充分表明了经济发展要依赖于法律和制度的有效性。中国和越南的对照性例子表明建构一种建立在当地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混合性制度可以形成更加有效地过渡，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市场，同时谨慎地开放资本市场、固执地维持国家结构的优先权并努力避免对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完全侵蚀，这种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带来了极大的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中的发展首先是一种制度性变革，而不仅仅是资本的增长和积累，因为市场制度的建立是一种制度创新。

在发达的福利工业国家中，这种通过市民社会带来的国家制度的创新也在缓解其财政压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福利国家中也存在着关于积累和社会福利的二元争论，自由市场论者坚持政府的福利提供妨碍了市场有效地发挥作用，而福利国家的拥护者则仅仅关注于当社会仅依靠市场过程来分配时所产生的负面政治后果。针对这种二元争论，作者引用Lindert的研究证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福利国家的慷慨会抑制经济增长率的说法”，布洛克之前的研究也表明不能简单地把福利国家的支出当做强加于经济的费用，而是把它看成是对核心经济过程的一种重要投入。公共物品的供应在经济的有效功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公共养老基金的支出可以被看成生产性投资的一种形式，因为减少年长者的经济不安全感对青年工人有正面作用，这同时也减少了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的经济负担，而且也为他们自己的将来提供了一种可见的安全感。福利支出的生产性作用也可以通过后发工业国家如台湾地区和韩国扩大它们的公共福利来证明。福利国家的福利支出是市民社会积极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群体(劳动力)而是市民社会中的一系列不同的团体——包括劳动力、商人及其他利益集团——产生了不同市民社会中的各种各样大量的公共品供应。正是在特定的市民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群体才能够觉察到它们的独特利益，社会才做出了关于哪些福利政策正在起作用，哪些需要重新设计或撤销，以及哪些是为公共品供应提供财政支持的最好方式的判断。福利国家中每个新的福利方案都产生了国家与市民社会间新的体制性联系。尽管福利支出具有生产性功能，但是其带来的财政压力也不容忽视。尽管有人把这些压力夸大为福利国家即将崩溃的指示器，但是作者却将这种压力看成是将导致福利国家政策更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福利国家制定了新的标准化基金、新的政策和制度变革。例如，面对“少数群体的照料”(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的照料)压力，既然市场和官僚机构都不是能提供高质量照料的可信机制，那么就必须有新的安排来减少这种不足，美国发展起一种动员通过雇员间的合资公司及其他非营利机构来为服务业提供帮助。通过这些例子，人们可以推论出一种建立在政府和重现活力的市民社会间新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福利国家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