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一）民主化与权威主义政体的瓦解

权威主义政治在市场经济发展顺利的国家不可能摆脱过渡性性质，它向民主政治演进是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抱负和期望也随之发生变化，参与政治的兴趣日益浓厚，民主意识大大增强，参与政治的阶层更为广泛，过去自上而下的以权威主义为特点的决策方式遇到越来越多的牵制与阻力。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与可信度，以各界广泛共识为基础，遵循民主、平等、自由原则进行决策的呼声日益高涨。

同时，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试图通过参与政治决策来实现、维护自身利益，对韩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进而形成声势浩大的民主化运动，动摇了韩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根基。

面临民主化的高潮，以卢泰愚于1987年6月29日发表的八点民主化宣言为起点，开启了韩国政治转型的大门。1992年12月金泳三被选为总统，这标志着新韩国政治的开始。金泳三执政后大胆采取措施清算权威主义、实行军队改革、扩大政治参与等，提出要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成熟、民主的新韩国。正如韩国政治学家金浩镇所说“如果说卢泰愚政权的五年是摆脱军事权威的过渡期的话，那么金泳三政权的五年就应该是完成民主化的过渡期。”〔8〕

权威主义向民主化的转型可以说是韩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动摇与瓦解使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丧失了其继续存在的政治前提，自然随之产生变化。而民主政体的确立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向市场主导模式过渡。

（二）经济自由化的冲击

政府主导型体制对韩国经济发展曾起过重大作用，但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这一体制转变的滞后阻碍了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随着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政府主导型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如抑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妨碍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使市场信号对经济运行的反馈不明显，无法对国际经济形势应付自如等。

在韩国内部，一些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政客和学者，在遭受金融危机后，把韩国经济所面临问题的根源指向了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度干预，再加上外部（西方学者）对韩国政府主导模式的批评和指责，使得韩国国内主张改变政府指导模式进而采取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人，在“政府主导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占据了优势。

（三）外部压力

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及韩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保护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日益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与冲击。过度的政府干预所带来的价格扭曲、保护贸易、人为的低汇率政策、金融扶植、压制竞争等措施，在主导全球贸易的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看来是违背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对韩国施加了巨大压力。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竭力向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倡导“自由民主秩序”，同时开始实行新的外交政策计划。

这一计划的目标是迫使亚洲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削弱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向商品和资本流动开放边界并服从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而使亚洲国家将美国的经济体制作为资本主义模式最完美的典范。

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逐渐发生动摇，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IMF主导下进行的（迫于外部压力进行的）改革，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改变韩国特有经济发展模式”转而追求英美式自由经济模式。特别是金大中、卢武铉两任民主党出身总统执政期间，以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逐步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多地遵循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韩国似乎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在韩国第17届总统选举中，代表右翼保守势力的在野党韩国大国家党候选人李明博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代表左翼势力的大统合民主新党的郑东泳。获胜的关键因素就是利用在民主党执政期间领导经济不力，导致韩国经济的不景气的情况，而大打经济牌。李明博甚至提出民主党政权执政十年对韩国经济来说是“失去的十年”，要对此前十年民主党政权的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审判。从李明博执政一年多时间里的政治运营和经济政策来看，有明显加强政府经济职能的倾向，似乎让人依稀又看到以往保守政权重视府干预的影子。如积极推进的四大河流改造项目，媒体关联相关法案的强势通过，积极推进和欧盟、印度等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措施，虽然打着实用主义经济的旗帜，不免让人联想到以往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但不管怎样，完全回到以往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不太可能，因为现今的韩国政治、经济基础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说围绕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经历着一次激烈的争论和新的探索，未来走向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