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模型

一种是决策模型，即强调国家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另一种是博弈模型，即假定制度变迁的结果是社会各种力量与国家博弈的均衡结果。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试图综合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在我们看来，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由决策模型向博弈模型过渡的过程。传统计划体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因此适合用决策模型加以分析。但随着国家在某些领域的主动退出，给各种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成长创造了条件。最终，有效的产权制度是这些新兴组织与国家长期博弈的结果。

我们感到，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最需要，可能也是比较欠缺的就是一个分析国家行为的经济学模型。我们希望能在本文中能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作出一些补充和改进：首先，本文假定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治国者）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进而定义国家（治国者）的目标函数为追求义理性最大化。其次，我们认为，财政预算可能就是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根据我们的上述假设，可以得出一个假说，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财政压力犹如一个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望见人口压力、外部竞争和制度僵化等影响国家义理性的更为宽广的背景。我们所谓财政压力，是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或财政需求）和相对不足的财政收入（或财政供给）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状态。

在阅读有关文献的时候，我们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对于国家财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主流经济文献中却几乎很少讨论。但是，从熊彼特（Schumpter,1918）和希克斯（1969）对这一问题的先驱性研究中，我们受到了很大启发。

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了《税务国家的危机》一文。他指出，研究财政历史使得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熊彼特还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议论：“从国家财政入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为显著，……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熊彼特认为，财政体制与现代国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直接称为税务国家。他还指出，财政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还有助于其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支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官僚体系就是随着税收体制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借助财政可以日益扩大其管辖权，并把其意志逐渐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因此，熊彼特说，“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象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

希克斯1969年所写的《经济史理论》主要谈的是，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且，市场经济在近代欧洲的形成，同时就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民族国家借助市场经济力量才能成型，并要依赖于市场经济行使统治权，所以国家意识到必须保障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加大了对市场经济的控制。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是由于财政原因。近代国家起源于16世纪的西欧，这次历史变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财政压力，即君主们需要大笔金钱去支付战争费用。国家努力克服财政压力，一方面不断寻求向新财富征税，这导致了现代税收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由于日常征税仍然满足不了非常时期的军费开支，所以借债就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信用是借债的关键。结果，西欧国家寻求借款的努力，促进了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的成熟。

我们把熊彼特和希克斯的思想概括为一个基本命题，即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本文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说是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补充和扩展。作为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进一步解释，我们想补充说明的是，财政压力所解释的是根本性的、在历史上有着转折意义的改革。作为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扩展，我们认为，财政压力不仅是改革的起因，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革的路径，因此，一个更为完整的命题应该是：财政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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