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有大、中、小城市的发展环境都不是农民市民化的归宿
长期以来，理论界普遍认为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市民的最大障碍是城乡户籍制度，提出只要放开严格的户籍管理就能改变现状。我历来不认同这个观点，至少在北京、上海、广州一类大城市，这个观点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在这样的大城市里实现农民市民化，最大、最重要的障碍并不是户籍，而是生活成本的高昂和社会保障的短缺。下面仅以两个典型事例说明问题。
第一，从住房问题看。从2004―2011年，国内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元∕平方米）增长92.83%，平均每年价格增长11.60%，大致8年翻一番，其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年增水平高于16%，大致6年翻一番。在中央政府的严格调控下，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从2012年11月开始，房价水平又大幅反弹，许多大中城市已接近两位数字。据有关部门调查，农民工在城镇的住房，52%为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47%为租住“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城近郊区的农民住房，自购住房的比重不足1%。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比重不足3%。2010年农民工月租房成本平均为421元，占月平均工资的1/4。现在中央政府正在大力实施保障房建设工程，3200万套保障房以四口之家计算可容纳近1.2亿人，但这个保障房工程基本上没有农民市民化的份额，更不要说可能有上亿人的规模了。
第二，从社会保障问题看。最近 8年来城市企业退休基本养老金水平连续提高，2012年已从月人均700多元提高到1700元，年收入达到 20400元，这就为全面参加社会保障项目提供了基本条件。相比之下，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民工2011年底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比重仅为16.4%，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仅为18.6%，参加工伤保险的仅为 27%，参加失业保险的仅为9.4%。如此低的参保水平，主要受制于低收入水平的制约。以武汉市为例，一个农民工如参加城镇各项社会保险，用人企业每月需为其缴纳516元，农民工本人每月缴纳166元（占其本人月工资的12%），合计为每月682元，每年为8184元。在平均月收入只有1383元的条件下，农民工怎么会有全面参保的积极性呢。
很显然，大城市决不是数亿中国农民工的归宿。在高昂的居民生活成本面前，即使给农民工一个户口本，绝大多数人也很难在大城市找到自己长久的安身立命之处。怎么办呢？要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转变，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一个——中小城市，特别是生活成本较低的小城市。这是我一直看好的数亿中国农民工的最终归宿。
但是，深入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这个看似合乎逻辑的选择路径，实际上也并不一定走得通。
近几年来国内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出现了向高端化发展的倾向。据国内一家研究机构统计，全国有 600多个城市正在雄心勃勃地计划“走向世界”，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0多个正在全面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约占全部地级市的 90%左右。这种城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显然并没有大量容纳农民工的考量。
在小城镇就业也并不容易，无产业则无就业，现在各类产业都主要聚集在大城市和大城市群周围，大多数小城镇的产业聚集程度，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市民化的就业要求。说到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就更大，目前我国还有 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 20%。再看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无论是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还是公共文化设施，都远远无法同大中城市相比。在这样的发展状况下，无法设想国内的小城镇能够承当起农民市民化的历史任务。
建议下一步城镇化的发展节奏可以考虑放慢一些。不要急于在未来15—20年时间里，把中国最后20%—30%左右的城镇化空间填平。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涉及产业布局结构、公共产品布局结构、大中小城镇布局结构和国家基础设施布局结构等综合统筹。如果城镇化土地扩张速度过快、规模过大，系统配套长期严重滞后，在土地城镇化率达到75%—80%之后，就很可能出现各种城镇化的扭曲现象，那个时候再进行全面调整，成本会非常之高，难度会非常之大。建议中央决策机构的顶层设计，不但要统筹全局、系统谋划，还要特别注意突出重点、把握节奏，不能简单制定时间表之类的东西，更要警惕政府主导的运动式、强制式城镇化。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分析”，更多内容请点击精品学习网论文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