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理机构的设置。

清代滇缅贸易机构的设置，基本延续明代定制，在州府所在地和边境各关隘设有税所，对进出关隘的贸易往来征收商税和杂税。康熙初年，商品贸易大多在州城南门外进行，所以，将税所移置南门外的普济寺。并将商税、杂税一并归州，定为额输。藩库年征商税银526两8分4厘，遇闰加银34两6 钱1 分9 厘，新增额外税余银50 两4 钱1 分。曩宋税所，其地为通夷之路，税房即在公馆门内。此外，有小蒲窝、猛连、缅箐、界头、固东、曲石、瓦甸等稽查七处，即于仓房、盐房并借民房居住。乾隆二年，布政使司颁发则例，立税口三处：州城南门外、镇夷关和猛连关;挂号稽查七处：本城街、界头、曲石、瓦甸、固东、龙江、缅箐，定额年征牲税银45两8钱7分，征商税银362两7钱8厘，遇闰年加增银30两8钱8分。明确规定“缅甸所需丝绸针等物，开关通市，所有内地商民贩货出关，责令永昌府、腾越州、顺宁府，收税给照，运至腾越州，顺宁府查验。”可见，当时管理机构设置比较规范，职责和分工十分清楚，管理权限也很清晰。

乾隆五十五年滇缅贸易恢复正常以后，清政府加强了管理机构的设置。除腾越、永昌外，在原有的两个税口杉木笼

和暮福增加驻兵查验收税。滇民贩出关，必须到州城交税给照，商人持记录有姓名、货物的相关证件到杉木笼和暮福查验，核对无误准予出关交易。缅人运货入关，则由杉木笼和暮福收税给照，到州城查验放行。回关则同样照此办理。增加了顺宁府、南河口两处税口以加强管理。“其自内地贩货出边者，在府城收税给照，于南河口验票;边外贩货进内者，在南河口收税给照，至府城验票。”并且责成大理府设卡严查，加强管理。同时，增加南关为税口，驻兵稽查、挂号给照。

三、管理条例的规定。

清代对滇缅贸易的具体管理措施，没有形成体系的管理章程，多散见于督抚奏折和上谕当中。对缅贸易政策虽然总体上宽松、自由，但对战略物资、战时出入边民以及官员私贩的管理和查处是十分严密的。

清朝建立初期，统治还未稳定，对武器及相关物品禁止贩运的法令尤其严厉。康熙十四年，清廷敕谕各地：贩卖硝磺者，俱令呈明出产地方，取领府州县官印票，于经过府州县关津隘口，将印票呈明各官，添註验讫字样，用关防印记放行。若无印票出境贩与贼寇者，照卖与外国边海贼寇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俱责四十板，发边卫充军。若府州县及关津各官不行查获，被别处盘诘者，该督扶将疏纵各官题参治罪，督扶不行查参，一并议罪。雍正九年，清政府规定：将废铁潜出边境及海洋货卖者，照越贩硝磺之律科断。并规定了诸如：“废铁潜入边境及海洋贩卖者，100斤以下，杖一百徒三年;100斤以上，发边卫充军”等具体的处罚措施，惩处非常严厉。

乾隆十三年规定：一切废铁，除内地贩卖听从民便，毋庸禁止外，如有将废铁、铁货潜出外境，令沿海近边关隘文武员弁，立即拿究，照例定拟。倘有徇私故纵，该上司即行题参，照商渔船只夹带铁钉出口例议处。如系内地商民转相贸卖，而地方文武官员以及关津兵弁藉端索诈，一经发觉，仍计赃治罪。《清高宗实录》也记载：乾隆三十三年上谕曰：“除牛马、铜铁、硝磺等项恐资贼用者不准换给外，其余??按值与之交易。”前述对缅贸易政策，以百姓生计为首要，但在战时则对出入边境的商民严加盘查，目的在于防范奸细。《清高宗实录》还记述：乾隆三十三年，拿获收买边外野人棉花等货物的左国兴，时值清顷交战，闭关禁市之时，误将其认为缅酋密探，被押解腾越枭首。并说：“今自用兵以来，各关隘久已禁人外出，新街等处是否尚有货市?

或关口间有奸民偷越，或边外土司潜赴经商，或缅夷界外别种番夷往彼市易，抑或市集改徙他处，此等皆宜询问而知。??据实奏报。”清政府实施了战时特殊的稽查商民往来的严厉措施。乾隆三十五年清廷敕谕“永昌、腾越沿边各关隘口，如曩宋、关缅、箐盏、西隘、笼陵、姚关、万仞、巨石、铜壁、神获、铁壁、虎踞、天马、象达、潞江等处，并顺宁之蔑笆桥均须专派将弁带领兵丁，实力稽查，如有贪利偷越之徒私运货物出口者，一经拿获即将该犯奏明正法，其私运货物即全行赏给获犯之人，以示鼓励。”

乾隆年间，尹继善奏报：“思茅茶山地方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无知文武各员每岁二、三月间即差兵役入山采取，任意作践，短价强买，滥派人夫沿途运送，是小民养命之源，竟成官员兵役射利之薮，夷民甚为受累。”清廷敕谕：“责成思茅文武互相稽查，如有官员贩茶图利以及兵役入山滋扰者，许彼此据实禀报，如有徇隐，一经察出，除本员及兵役严参治罪外，并将徇隐之同城文武及失察之总兵、知府照苗疆互相稽察例，分别议处。”政府对缅贸易管理规定中几乎都明确了管理者的责任，并规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意图在于让官兵不敢玩忽职守，不敢与民争利，目的在于边疆安宁稳固。这也正是清政府对缅贸易政策宽松、自由、以民为本的体现。正是这一政策的最直接的影响，推动了清代滇缅贸易的进一步繁荣。

根据布赛尔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中的记载：缅甸的棉花从明代开始输入云南，到1826年输入云南的棉花共达1400万磅，价值22.8万英镑。直到1837年，从当时唯一正式开放通商的口岸广州入境的英国货物价值90万英镑，除去鸦片外，正宗商品不过三四十万英镑。由此可见当时滇缅贸易之盛况。另据英国人克劳福德估计：1826年中缅陆路贸易额达40多万英镑。如果这一估计准确的话，那么，清代滇缅陆路贸易额可占缅甸出口贸易总额的1/4到1/3。当时广泛开展的滇缅贸易，其规模是非常可观的。《腾越乡土志》记载：“腾方百余里，南城外为市场，??外连英缅，商贾丛集，由南而东至龙陵，由东而北至永平、榆、省以及川广各省，有寄迹者，以腾六万余丁口，计之商家当过半矣。”又说：“乾嘉间，海禁未开，凡闽粤客商贩运珠宝、琥珀、象牙、燕窝、犀角、鹿茸、麝香、熊胆，一切缅货皆由陆路而行，必经过腾境，其时商务尚称繁盛”。正是滇缅贸易的兴盛，极大地推动了永昌、腾越等城镇发展。包括大理也是“商贾辐辏，甲于他郡”，为“一大都会”。

综上所述，清代前期的滇缅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种类、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市镇的繁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是清政府采取了“宽松、自由、以民为本”的对缅贸易政策，设置专门机构、规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强化了对滇缅贸易的规范管理，极大地促进了滇缅贸易的进一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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