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为单位的多样化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政策体现为：购电法、净计量电价、招投标过程、固定配额、绿色证书交易、绿色电力交换、绿色定价。这些政策工具的选择侧重于各种降低生产成本的诱因，如成本竞争力被考虑在内的对于可再生能源包含的放松管制、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以印度和美国为例，税收返还、减税、投资补贴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传统经济工具。而大多数的国家在上述常见的政策选择中都做出了多种选择，也就是运用这些工具进行组合决策。即使是不同的国家选择了同样的政策工具，它们的具体应用在细节方面也是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例如，我国的风电特许权的招标与英国的nffo招标有着很大的差异，西班牙的购电法与德国的购电法相比同样也是差异显著。

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这种政策工具选择的多样化，为那些正陷入选择和调整发展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不同的政策工具的选择有着什么样的特性?不同国家政策工具的选择又是由于什么因素决定的?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的政策工具运用?相对于一种特定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技术如风能，其适合的政策工具是什么?对于一种特定的运用到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适合它的政策工具又是什么?目前的相关研究文献已对上述的问题做出部分解释，但是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研究人员给出明确的答复。

很多研究都是在静态的环境下，或者是给出很多的限制性条件而进行的政策工具的比较，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缺乏的。

由于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诉求，我国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对风电装机项目进行了大规模的研发和应用。我国在xx年之前，各地的主管部门依据不同项目的合理报酬订立不同的审批定价，在这一时期订立的电价是五花八门的，竞争性定价则是针对国外的援助项目，而在此期间购电法的收入仅仅只够维持风电场的运行。到xx年，我国政府则开始实施风电的特许权招标制度，以促进风电行业的发展。自此我国风电行业发展的政策工具选择就出现了混乱和争议。

而从xx年以来的争议和混乱中，我国政府一直在寻找风电发展的出路，在对招标制进行了两年多的研究论证之后，直到xx年我国的风电发展政策工具从投标制变为了购电法。当时，这一系列的政府行为在业内遭到了广泛的非议。很多机构和研究人员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改进方法，有的建议政府将政策工具改为固定价格，有的则建议政府修改风电的特许招标制。在这个过程出现的混乱因素则是，主管部门在多个场合下曾表示中国未来将会实施配额制的政策，这又将业内人士的研究引入到对未来配额制实施的预期。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又发布了《关于完善风力发电购电法政策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风能的资源状况和工程建设的条件，将其分为四类风能资源区，并且相应的制定出购电法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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