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的需求创造行动

为了追赶财富水平，计划经济体系板块的消费水平相对于它们的生产能力而言是比较低的。因此，这些经济体倾向于储蓄和投资，作为一个必然结果，它们的货币相对于它们的生产能力来说是廉价的。这些因素给其他的新兴市场经济经济体造成了压力，即使在比较小的范围内，也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体的去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压力。

处于竞争压力下的去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体客观上是希望经济紧缩的。这种情况迫使劳动力市场重新构造，新构造将以非贸易行业和高科技行业为核心。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更大的话，重新构造所带来的痛苦结束的越快。迄今为止，美国经济体是最具有弹性的，并且调整的也是最快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经济是如此的有活力，并且，对那些新加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体来说，和美国的贸易是如此的重要。

然而，欧洲和日本就没有能够如此快速地调整。与美国的经济体系相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体系更缺乏弹性，因此，它们在应对客观上所要求的经济紧缩的时候，它们很难创造出维持经济增长活力所提出的需求。这在客观上加重了美国创造需求的负担。本质上来讲，不包含美国经济的全球经济体系是处于通货紧缩状态的。除非通货膨胀加速，否则，这种情况就成为了美国货币政策保持在宽松状态之中的一种客观环境。美国经济的重新构造成为了吸纳新的经济体进入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

持续的宽松货币条件意味着金融资产的价格要重新估算。估算的一部分在美国的房地产行业、债券和股票上得到体现能够归结于这种因素，也就是说，和历史估价水平的背离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一个泡沫，而且，这也许可以通过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来解释。

美国金融资产的增值充分地贡献给了美国的消费，而且也引起了贸易赤字，因为美国消费增长的一部分是建立在金融资产的增值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收入的基础之上的。强劲的美国消费阻止了全球经济滑入通货紧缩的状态，主要是通过强劲的美国进口提升了美国消费对投资饥渴经济体的需求，再有就是通过美国的贸易赤字将大量的流动性输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当中，也就是说，将美国宽松的货币条件出口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其他部分里。

美国宽松的货币条件和强劲增长的美国进口需求主要是通过中国作为乘数因子来对全球经济发挥作用。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则通过推动出口和热钱的流入来把这些流动性快速地转化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汹涌澎湃地增长则转化成为了中国对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需求强劲增长。对设备的进口对诸如德国和日本等那些老工业经济体来说是一个提升产业结构的好机会。对原材料的进口增加了原材料的全球性需求，并促使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通过中国经济的传导，原材料价格不断增长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成为了美国货币条件最重要的乘数器。这一乘数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重新分配了收入，这种局面使得去工业化经济体遭受了通货紧缩的冲击。这种边际效应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至观重要，这充分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美国以资产为基础的消费和中国由债务来资助的投资成为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全球经济的这种增长模型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以资产为基础的美国消费是否是可以持续的，二是中国人是否继续认为中国银行体系的偿付能力是可以信任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速度极限是多少，因为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