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欧盟体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有限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的西方政治体制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体系。经济全球化打破了边界的限制，欧洲一体化则试图建立起新的边界，使失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重新达至平衡。但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却呈现出了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欧洲一体化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而社会对经济来说仅仅处于补充和从属的地位。对于欧共体早期成员国而言，政治一体化是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高的战略目标。欧洲的战略家们的意图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创造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平衡的体制。但事实上，这个过程要比“规划”艰难的多。所以就根据不同的功能领域而形成了多层治理的、 “特殊体制”和在许多领域里都没有通过政府进行治理的特殊的“欧盟治理”模式。这种治理体系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且非常软弱。一方面，由于多个行为体参与决策过程，且成员国国家利益各有不同，加之缺少权威的政策制定中心，欧盟以寻求共识为主的决策过程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决策权的多层面和多领域分配使其很难接受民主监督，合法性缺乏问题一直困扰着欧盟。

但是，由于经济权力的转移，欧洲传统的民族国家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行使职权。在本质上，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有与美国相类似之处，各党派可以为了选票，不顾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在削减赤字、加税和增加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也为了选票实行债务财政，寅吃卯粮，将危机尽量拖延给下任政府。但是欧洲与美国不同点在于欧盟的存在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和转移。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统一的欧洲大市场逐渐形成，欧洲联盟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张，而相应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却仍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尽管欧盟所介入的政策领域的范围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拓宽，但总体而言，欧盟介入程度还远未达到主权国家政策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例如，与欧元统一共同货币政策不相称的是，欧盟目前实行的仍是分散化的财政体系安排，区内财政政策的各项功能主要是通过各国分散化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的。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动力要求更加统一的政治支持，而政治动力却必须来自于利益不同且组织分散的成员国。因此法德两大国这对“欧盟的双引擎”总是要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发展的动力，否则欧洲发展缺乏了政治动力就会陷入更大的失衡。

上面讲到，进一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社会代价在现阶段是巨大的。这个状况在欧盟发展早期是相反的。在外部经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欧洲的扩大和社会都意味着机遇的增多，资源的配置合理和福利的增长，不仅资本获利，而且民众的福利也可以增加。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在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福利支付方式很不同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寻找平衡，而习惯了传统组织方式和社会福利的各国民众并没有产生均贫富的“欧洲认同”，也没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可以强行执行，法德领导人，以及所有支持财富以某种方式转移的政治领导人都会面临社会反对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难解的“结”。

所以，从结构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这里主要介绍的是欧盟，北美问题虽然简单，但性质雷同）的病根在于市场边界的扩大带来的传统国家边界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失衡，实行西方民主制国家的选民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选票向政府施压，但是政府支持、规范、干预大市场的能力都被削弱了，这中间就出现了断裂。有些政府选择支持本国大企业到世界市场上竞争，这将加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出现类似波兰尼描述的世界大战前的态势。我们预测，在世界各种力量找到制度平衡之前，西方社会要面临15-30年的调整动荡期。

欧洲国家试图通过一体化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若干挑战，但是欧盟体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却非常有限，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面临多重问题。选票政治在民族国家内已困难重重，而欧盟治理体系的局限及其权能的不足则将制约欧盟的未来发展。建立适应大市场的大政府，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重新达到相互平衡的状态还任重道远。欧盟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动荡。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西方政治社会制度变革面临的制约因素”，更多内容请点击精品学习网论文频道。